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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实虫子已经三两飞舞了。她不忍心说。

最好玩的萤火虫，是泉麻人的，在《东京昆虫物语》里，他写“日本东部的萤火虫，平均四秒钟闪烁一下，西部是两秒，想想大阪人过马路的快步子，也可以理解那样急性子的虫子”。哈哈，观察入微，体物细致，又调皮，他是难得的让人轻松的日本人。也许因为他不是职业作家，观虫札记，纯粹是闲暇时段的精神下午茶，所以，才有那样的轻倩心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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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气质

有些城市是以黑白色块，在我的记忆库中成像的，比如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奥兹笔下的耶路撒冷、安东尼奥尼的费拉拉、托尔斯泰的圣彼得堡、某出版社的《日常中国》之60年代那卷。帕慕克出生于1952年，正好是奥斯曼帝国彻底瓦解的时分，经济萧条，民心惶惶，阴影渗入孩童的记忆，他最难忘的童年印迹，就是伊斯坦布尔的“黑白之雾”，博斯普鲁斯海边的村落，刮风的雨夜，海鸥筑巢的清真寺屋顶，穿道袍的学童，冬夜的泥雪、煤烟，灰白低飞的群鸭，报纸上是屡屡不绝的凶杀案，政治阴谋、篡权、流放，贵族们纷纷逃亡，他们留下的木头房子年久失修，半朽的木头是黑色的，慢慢这个孩子开始沉溺于阴影，一回家就拉上窗帘，做白日梦。成年后写*，他也在强调“观看黑白影像的城市，透过晦暗的历史观看它，帝国终结的忧伤，面对不治之症必须忍受的老式贫困，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视灵魂”。

黑白自古就是中国的“孝色”，在陵墓、坟岗这种地方是常用色，它生来具有压抑、肃穆、追忆、收敛的气质。所以毫不奇怪，奥兹笔下，刚刚经历过中东战争的耶路撒冷，百废待建的时代，也是黑白的。外汇不足，内忧烦扰，以色列在废墟上重建，地下室的入口堵着沙袋，日常用水是清晨排队恭候的，猪肉要凭票供应，罕见的花园是从远处运来的土壤堆建。房子都是为了抵御沙漠温差而建的，不管一开始是什么色系，最后都变成灰扑扑，久了，也就没有了抵抗的心。“人们的唇齿间，都含着沙土，最后大家不再热爱交谈。”多少为以色列复国计划鼓舞动心，激昂归国报效的教授、学者，最后只能到大街上摆小摊，因为大学里的学生都没有教授人数多。一颗被老欧洲情调蛊惑、渴慕色彩、向往精致物质生活的心，比如像奥兹妈妈那样的，必然忍受不了黑白的压抑，最后只能走向死亡。

黑白是禁欲的颜色。新妇穿红裙，寡妇只能着黑，修女都是穿黑衣带白袍，《雪山飞狐》里袁紫衣的名字，其实是暗暗契合了“缁衣”，她性冷难近，后来她果然出家了。《日常中国》60年代那卷中的实景，我常听我妈说起：绿军裤是高级时装，彩色翻领都是小资情调，只能怯怯地翻出一角，在蓝海洋里也算是夺目的小浪花了。大家普遍穿着蓝与黑的中山装，瑟瑟前行。那年头只剩下黑白灰绿，我特能理解我妈和我婆婆的裙子情结，她们二位老人家到冬天都穿着裤袜着呢子裙，其实这就是封闭年代、被压抑过度的欲望的反弹。

和我同时代的人，应该记得教科书上何为的一篇文，《第二次考试》，说是一个女孩子去应考音乐系，穿着绿上衣，像一颗挺拔的小树，大家纷纷*着。彼时我年幼，很诧异，后来才想起这篇文写于1956年，那时一件绿衣可能是极先锋前卫的穿着了，想想张爱玲繁华褪尽，穿件蓝旗袍开会都被人瞠目呢。《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故事里，女孩子的一连串祸事，都是起于一件紧身手织红毛衣，它直白地勾勒出她发育中的身体线条，引发了男女之事！专制的年代，往往人们的衣着也非常晦暗，汉代都是缁衣，清代的锦绣华服，是罩在蓝黑大袍里的。再看唐代的衣服，那个解恨啊，袒胸露肩，绣花嵌珠，简直都奔着发情去的。

《云上的日子》在费拉拉拍摄，那是一个意大利小城，石头建筑密集，布满了洛可可式的细节。自始至终，这个男人和女人都没有肉体的短兵相接，虽然他未娶，她未嫁，彼此都以抽象的忠贞酬答对方的爱。这个故事是黑白色调的，低温，精神化，没有*的暖意。《辛德勒名单》中的黑白就凛冽得多，那是隆冬的杀气，唯一的生机是小女孩手中的红气球。

圣彼得堡处于高寒地带，一到秋天，十月初，雪刚落，便开始天地异色，只剩下黑白景观。云很低，水面结着蓝色的冰冻，满地的雪泥。人们开始不得不靠喝酒来御寒的漫长冬季开始了，那是一个作家只能蜗居奋笔疾书，懒人越睡越软，酒鬼越喝越多的季节。所以很能理解，为什么普希金、爱伦堡、奥楚门洛夫、柴可夫斯基都出在圣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