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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危机加剧的另一突出反映，是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的反战厌战情绪，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国内出现了广泛地“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了一倍。对战争胜利抱怀疑情绪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1944年6月～12月从17％增至为32％，1945年6月则达55％，即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此时，日本广大人民群众反战厌战情绪已经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据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报告书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而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则总计607起，平均每月51起，一直在急剧地增加。”＇〔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载《日本历史·现代史》第185页，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7月版。＇

如此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无疑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先兆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

日本政治危机的加剧，还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之政府、军部、重臣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难以调和。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的六届内阁如走马灯似的先后垮台，其中平沼、米内、第三次近卫等四届内阁，都成为任期三至八个月的短命内阁，可见其内部矛盾之严重。1941年10月18日，日本天皇敕令组阁的东条内阁，由东条英机兼集政府各要职于一身，实行法西斯独揽一切的军事专政，全力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并多次改组，但也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于1944年7月18日垮台、小矶内阁在1944年7月22日上台后，又因内部矛盾激化无法解决当前危机而于1945年4月5日辞职。

日本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特别在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于1945年4月7日推出前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组织所谓“和平内阁”，逐渐转入公开寻求结束战争的出路，因此，又把议和问题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9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议和条件，希望争取国民政府停止抗战，借以从中国摆脱困境，全力进行对英美的战争。日本急欲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会谈，为此竟要南京汪伪政府去为它创造这种直接会谈的机会，由此可见日本统治集团处境之窘迫。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公博继承“汪位”，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益加不可能为日本开解与重庆媾和的渠道。此时，南京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诡称，可充当中日议和之说客，“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日本小矶国昭求和心切，竟于1945年3月邀他前往东京商讨中日和平问题。此举遭到日本朝野许多人的指责，而缪斌的活动实际上表演了一场政治行骗的丑剧，结果日本的求和又一次落空。小矶国昭被迫于4月5日辞职。

4月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此时，日本政府则企图利用苏联与英美的矛盾，把求和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东乡起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在6月间会谈了4次。因苏联政府早在2月间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已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于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所以对日本的谋和反应甚为冷淡。5月11、12和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要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6月22日，美军全部攻占冲绳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提出迅速谋求结束战争的途径，确定通过苏联驻日大使和日本驻苏大使向苏方交涉，希望苏联以“中立国”的身分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调停，沟通谈判渠道。接着，天皇下令，派遣近卫文麿为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信，赴莫斯科请苏联出面斡旋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挑拨英美与苏联的关系，致使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于1946年7月10日发表正式声明，否定所谓美日接触之传闻，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一如既往，立足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戳穿了日本的阴谋行径。7月12日，东乡电告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要求苏联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