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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天门与日军苦战，蒋介石却密电何应钦：“连日苦战不停，……殊属不宜，似应相当隔离，俾便得暂整理。”＇蒋介石致黄绍坎何应钦密电，1933年5月6日。＇　随后，何应钦下令南天门守军撤至九松山一带。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条不抵抗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长城抗战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她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就连国民党内也有许多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借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能够战胜强敌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却受到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扼杀。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改变，抗日救国、不丧失领土主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四节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一、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

早在日军向长城东段各口进攻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全力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妥协。4月11日，正当日军大举进犯滦东之际，蒋介石就想通过调停实现停战，拟委任在上海的前外交部长、老亲日派黄郛主持华北政务，特电邀黄到南昌晤谈。黄于18日复电说：考虑结果，委实不能轻决，但平津存亡，间不容发。

19日，黄郛、张群、陈仪在上海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开始接触。

与此相呼应，何应钦也在北平约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往访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希望英、美出面调停。兰浦森以“一·二八”调停曾引起中国人“误解”为由，主张谨慎从事。后何应钦请示蒋介石、汪精卫。汪复电表示：感激各国调停上海抗战；同意谈判只限于军事，不涉及东三省等政治问题；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为中国官方代表。＇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4月22日。＇

兰浦森把这些意见报告伦敦，又告美驻华公使詹森转报华盛顿，并与日本驻华代办中山详一会谈。4月26日，刘崇杰在北平会晤英使兰浦森，指望友邦自动出来调停。兰答：各国劝阻日军行动一事，目前恐怕很难办到。＇刘崇杰致罗文于电，1933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5月13日，刘崇杰由北平上电蒋介石，谈及英、美和国联对日军威胁平津，均持消极态度。＇刘崇杰致蒋介石电，1933年5月13日，引自蒋介石致黄郛电，1933年5月15日。＇　尽管如此，南京政府仍不死心。

5月21日，刘崇杰又去拜会英使兰浦森，再次希望他出来调停。兰浦森要求中国把停战办法用书面提出来，再电伦敦向东京军部商洽，结果又落了空。

指望第三国调停不成，蒋汪便抛弃所谓“不与日本直接谈判”的誓言，乘日军滦东撤兵之机，暗中密谋与日本直接谈判。在4月19日黄郭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军政部次长陈仪于4月27日向根本博转达了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根本博暗示滦东撤军是中国商请停战的好机会，并提出只要中国军队解除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