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部分(第1/4 页)

。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听说书人详细交代一番——

说起教案，由来已久。我国有天主教，是从明朝开始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远涉重洋，到中国来传教。他先说服了明大学士徐光启，经徐的引见。谒见了天启皇帝后，入翰林院任职。

清兵进关后，清世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也笃信天主教，对汤若望倍加重用，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之职。从这以后，天主教就风行起来。到了雍正的时候，情况又变了。雍正对天主教很反感，说它只崇上帝忘了祖，纯属邪教。雍正三年颁旨，不准臣民加入邪教，违者严惩。他还下令，把传教士赶到澳门，不准他们乱窜，否则，以奸细论处。此后，在乾隆、嘉庆以及道光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天主教在中国几乎绝迹了。

道光十九年的鸦片战争，清政府打了败仗，和英国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割让香港。法国也乘机要挟。清政府无奈，于道光二十四年，在黄浦口的一条法国兵船上，和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三十五条，清政府允许法国在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五个口岸传教，并建立天主教堂，还撤消了雍正三年的禁令。不过，清政府强调，教会可以传教，但不准诱骗妇女、拐骗儿童，更不准出现诓骗病人、剖心挖眼等事件。其实，诱骗妇女、儿童是有的，剖心、挖眼的事并不存在。由于西洋人医学发达，动手术用刀剪，中国人误以为是剖心挖眼。以讹传讹，越传越玄，连清政府也坚信不疑了。

《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信奉天主教的人又多起来了。入教的人称为教民，受天主教和治外法权的保护，比一般百姓吃香得多。中国老百姓大多信奉佛、道、儒三教，对天主教非常反感，骂教民是无君无父、忘了祖宗的乱臣贼子，恨不能得而诛之。而入教的人多半都是上豪劣绅，市侩流氓。他们经常依靠教会的势力，欺压百姓，霸人田产，横行乡里，以势欺人。一旦引起纠纷，告到官府时，教民总是占上风。因此，百姓和教民的关系愈发紧张，之后竟发生械斗。百姓气愤不过，就把教堂烧了。类似这种事件，不断发生，当官的就怕“教案”。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又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条约中规定，准许大清国臣民自由信教，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租买土地，起造教堂。这样一来，“教案”就更多了。

按下别的地方不说，单表天津。当时是外商洋人集散之地，英、法、美、俄、意、德、荷七国，都在这里经商和传教。清政府怕引起外衅，特别在天津设了一个“办理三口通商衙门”，长官由户部侍郎崇厚担任。崇厚，字地山，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中举出身。咸丰十年底，以户部侍郎出任三口通商大臣。哪三口？天津、登州（烟台）、牛庄。崇厚任职后，提心吊胆，对洋人唯命是从，对教民也关怀备至。因此，引起天津百姓的愤慨。都骂他是“崇乌龟”，“带犊子”。

自从天津被列为通商口岸以来，洋教大兴。教会利用势力，强占老百姓的耕田和住宅，逼得很多人家败人亡，流离失所，状告教民和洋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崇厚假做不知，连理也不理，这样，更激起了民愤。

不但如此，天津还经常发生丢小孩儿的事情。有人说被拐子骗走了，有人说被教堂偷去了，也有人说被洋人弄去大卸八块了。偏巧，法国育婴堂死了一批儿童，埋在海河东岸的树林里，被野狗刨开，掏心扒肝，啃得血肉模糊。不明真相的人，就扬言说是教会干的。这下，老百姓更信以为真了。一年多来，还有不少丢孩子的人家，纷纷越级上告。

曾国藩也曾收到不少状子，作为封疆大吏，不容他忽视此事。曾国藩下令，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查处。崇厚害怕，又推给天津知府张光藻。张光藻不敢插手，又往下推。推来推去，推到天津知县刘杰身上。

刘杰是山东历城县人，为人耿直，忠于职守。别看他官不大，对处理案件很认真。他是进士出身，儒家信徒，对洋人和洋教深恶痛绝，常为国家饱受外人欺凌而愤慨。怎奈官小职微，孤掌难鸣，唯有叹息罢了。不过，他也有一个宗旨：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决不允许洋人和教民欺压百姓，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做个两袖清风、明镜高悬的父母官。因此，颇受百姓称赞，有人叫他“刘青天”。

闲言少叙，刘杰把案子接手后，看了状纸，又把原告传到县衙，详细了解了情况。原告共三十一人，大多是平民百姓。有的把男孩儿丢了，有的把女儿丢了。大的九岁，小的四岁。从时间上看，都是当年出的事。刘杰让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