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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同时起码也是社会主义政客，那么他们凭什么会甘心与保守党合作呢？他们与我们在经济思想上本来就是不可调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那么，吉姆与工会搞个人外交会有什么价值？也许不会大多。但是就这时来说，他是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

艾雷·尼夫私下告诉过我，他想要的唯一职务是影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他的消息网和已得到证实的内在勇气与机敏足以使他能够担当这一严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讨好的任务。

其它的任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尔沙姆没有任职，但却是实际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阁农业大臣，虽然数月之后他不得不由于健康原因放弃这个职务。我让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詹金继续留任影阁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间就认识的诺曼·圣约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阁教育大臣。他既是一个活跃的才子，又是在领袖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开支持者。曾作过新闻记者的诺曼·福勒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西米德兰选区的议员，他人选担任了影阁社会服务大臣。我并不清楚这些安排究竟与平衡党内左右两派观点有何关系。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为影阁环境大臣时我知道我所晋升的是位与中左派有关的人物，但他思想坚定，在综合性社会政策上足智多谋而且知识丰富。我相信他会成为一宝。我提供的影阁职务中有两项受到了拒绝一一个是给约翰·比芬的，他后来加盟进来；另一个是给爱德华·杜坎的，他的早期竞选班子后来成为我的竞选班子的核心。爱德华继续担任1922年委员会主席，这也许对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处理了一些不那么有意思的公务。10点30分，彼得·沃克走进我的办公室。早在他接替我当达特福德选区候选人时我们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过去，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那种热呼劲儿。他过去一直是特德圈内人物中最能干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决心采取的政策。他显然得离开他的职位。说破这一点对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后多少年来这事情总让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没有什么奢望。他成了后座议员中一个顽固的批评者。

在同随后走进我办公室的杰弗里·里彭商量了一阵后，我确信他不愿任职：这对我俩都合适。然后，我又见了曾任影阁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党内的左派。由于我已经把住房（大臣）并入了环境大臣一职，这使谈话较为轻松了些。这份工作就这么让我从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接下来我转身去同罗伯特·卡尔进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谈。我告诉他我已把影阁外交大臣的职位给了雷吉·莫德林。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此事。也许他刚好期望太高，也许我本该劝他留下担任另一个职务。但我不愿在领导班子里再有一位强硬的反对派了，不论他是在哪个位置上。于是我明确宣布我不能请他留在影阁里任职了。过了艰难的几分钟后，他走了出去，并告诉新闻界他对“那些似乎认为（货币主义）是什么自动机制的人”表示担心。所谓“那些人”是谁就毋庸猜想了。

后来公布的影阁名单（其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为党的主席，安格斯·莫德为保守党研究部主任的任命是后来补充的）被正确地看作是妥协的产物。这可惹恼了党内左派中那些对我罢兔罗伯特·卡尔、彼德·沃克和尼古拉·斯科特不满的人；这同样也令右派失望。雷吉·莫德林的复返、由杰弗里而不是基思任影阁财政大臣，缺乏来自后座议员的右派新面孔，凡此种种都让他们担心。事实上，这是一次相对成功的行动，因为当时我的地位还不够稳定，又需要在影阁中反映出一种能团结全党的意见平衡。它标志着一支赞同我与基思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财政班子形成了，从而把影阁内思想的天平总地转移到了我这一边，而且使那些我从特德阵营中留下来的人效忠于我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我感到我能期望得到这个领导集体（在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认为已经一统天下——即使是在基本原则上。

第二节　机器政治

据说1950年当特德，希思被封为议会副督导员时，他曾向保守党的资深政治家斯温顿勋爵讨教是否接受该职，“先钻入这部机器——无论级别多么卑微。”斯温顿勋爵说。特德牢牢地记下了这句忠告。而我，作为这部机器的主导部件，在立足未稳时，对这句话自然不得忘记。鉴此、我着手去控制这部机器。

艾雷，尼夫和我决计要改革保守党中央总部。根据党章规定，中央总部是党的领袖的办公室、发生在领袖竟选期间的一些事使我确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