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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并想责怪有关的人。

更重要的是我们间或取得的胜利看来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大有作为。政府的地位不稳，但仍能维持度日。2月11日星期三（我成为党的领袖一周年之际），我们赢得了一项动议，把工业部长埃里克·瓦利的薪水减了1000英镑——这是正式表达我们拒绝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然后，在1976年3月，英镑危机之际就政府的开支计划进行投票时，由于左翼的反叛，政府被击败。那么，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那样，我要求首相辞职。在随后的那个星期二，哈罗德·威尔逊真地辞职了，在他宣布之前，我收到他通知我这件事的一张便条。

对于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的两届任期，我没有什么好话可说。无疑他是有原则的，但由于巧妙的规避使他的原则模糊了，以致使敌友都难确定他的原则是什么。但出于多种原因，对他的离职，我仍感遗憾。作为个人，我一直喜欢他。我欣赏他的幽默感，而且知道他的善良之心。他还是议会的雄辩高手，在通常情况下，我在议会最多只能与他打个平手。

而他的继任者吉姆·卡拉汉也是如此。他在议会表现出一种长者风度，而实际上是傲慢的态度。这使得我难以认真严肃地提出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而又不显得是在啼叨不休。从更大意义上说卡拉汉先生是他的左翼政党和它的工会后台的一种温和的掩护。其结果是他发表的关于教育、家庭政策和法制等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在政府政策中从来没有体现出来。他的策略高明，但他在战略上并不成功——直到最后在“不满的冬天”中整个工党的温和形象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一样坍塌。但在那以前，他一直表明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政党领袖；在他当首相的3年内，他对民意有真实的感觉；并且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他勇敢地与自二战以来主宰政府政策的凯恩斯经济思想决裂。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在吉姆·卡拉汉成为首相后的几个星期内，政府与反对党的关系冷至冰点，因为工党在关于飞机和造船业国有化的法案上耍花招。在我们的一位后座议员罗宾·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的游说下，议长最终裁定说这项议案是一个混合物，因此需通过众议院的特别（也是很耗费时间的）程序处理。工党宣布说他们可以要求议院把有关的议事规则搁置一边，从而在实际上使议长的裁决落空。这种做法够卑鄙了，他们还有更甚于此的做法。那天晚上双方都有儿名议员不舒服，因此做出了两党一对一地不参加投票的安排。碰巧那天工党比我们多一名生病的议员，我们党没有议员与他对应一起不参加投票。那天晚上有两项表决，第二项紧接着第一项进行。第一项出现平局。按惯例，如议长投票要求保持现状那么政府就失败了，这向政府的议会督导员们表明，他们在下一项——并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法案表决时，缺少一张票。因此他们出去找了个结过对的工党议员——也就是说他和一位保守党议贝双方已约定两人当晚都不参加投票的。他们把他推人工党投票厅，结果政府以一票多数获胜。

由于工党实际已失去多数地位，做这种事对他们的吸引力显然很大。但只用一票之差就把两大工业部门国有化，破坏事先的约定，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双方都怒气冲冲。迈克尔·赫塞尔廷是我们在这场辩论中的反对党带头发言人，他是工业事务发言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抓起放在双方中间的权杖试图把它交给工党的议员们，以此象征他们破坏了议会传统。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对议会秩序的严重冒犯，当吉姆·普赖尔使迈克尔冷静下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采取的行动没有那么激烈，我要求取消所有的关于议员对于不参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议会事务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该法案重新表决。这么做旨在给政府制造最大的麻烦：不但他们所有的议员——不论多显赫——都得在重要投票时到场，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办的事务多长时间才能进行下去——很多事务都需要与反对党达成协议才能得以通过。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直至卡拉汉先生要求见我并且有些激动他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告诉他说这对我没有什么。最后我们同意让政府和反对党议会督导来调查事实真相，当他们的报告表明我们是对的时，首相做出了让步，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表决。这次工党的议会督导确保他们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从而胜利了。

在这种情绪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被责怪，说我们没有尽力打击这个由于失去多数地位就采用阴谋诡计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