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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问题。11月份，特德·希思在一次党的政治广播讲话中断言：“政府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诺发展经济并减少失业。”1972年1月20日，关键的100万人失业的大关突破了。2月24日我们在内阁中听说，经济委员会已经于头一天同意了提供3500万英镑经费以便使1个造船厂中的3个能够营业。约翰·戴维斯公开向我们承认，新组的公司集团很难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如果失业总水平比目前低一些，而经济恢复得更快一些的话，他不会提出上述办法。人们感觉到有一种不安情绪。有人指出，我们可以预料我们的支持者对该决定的反应将是激烈的。但是，内阁批准了它，而且在2月底，约翰宣布了这项决定。这是一个小的但值得记忆的不光彩片断。我与约克·布鲁斯了格丹进行了纯私人性的讨论，他对这个决定持尖刻的批评态度，把它看作是一个严重的、不可原谅的180度大转弯。我深深地感到困惑。

但是，这时我们都有其他伤脑筋的事情。在制定劳资关系法时，我们过于重视如何建立尽可能好的法律体制，而不够重视如何击退对我们的方案的攻击。在对待全国矿工工会对政府和国家构成的威胁时也有同样的心理状态。当然我们知道，矿工和电力。工人在工资谈判中手中持有一张几乎不可击败的牌，因为他们可以切断对工业和民众的供电。1970年12月电力工人的劳工行动发生后，建立了以威尔伯福斯勋爵为领导的调查法庭。该法庭建议第二年2月大幅度提高电力工人的工资，从而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在矿工工会内部有一个人数很多的好斗的派别，他们对搞垮保守党政府的兴趣至少与显示工人的力量以提高矿工收入的兴趣一样大，1970年10月，矿工工会举行了罢工投票，以微弱多数拒绝了国家煤炭局提出的解决办法。由于害怕发生非正式行动，内阁授权国家煤炭局提出在19——71年中期付一笔生产率奖金。全国矿工工会又拒绝了，这以后国家煤炭局主席德里克·艾兹拉没有与各大臣商议就提出立即付奖金，并不附带提高生产率的条件。内阁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也许约翰·戴维斯和其他大臣们在继续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也一无所知。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继续关注着事态发展，也没有向前看的思想。

到了1971年12月上旬，矿工的工资问题才出现在内阁中，而且似乎是相当偶然的。全国矿工工会于1971年初举行的年会大大修订了举行正式罢工的规则。修订后举行罢工只要求55％的多数赞成票，而不是过去的2／3多数票。人们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矿工工会的投票已经达到了59％的多数赞成票。然而，似乎没有人大为此忧虑。我们都很放心，煤的储存量无论如何是很高的。

这种自满情绪是没有根据的。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罗伯特·卡尔向我们证实，全国矿工工会实际上正在号召于1972年1月9日开始举行一次全国性罢工。在煤气和电力部门也有更多关于工资的麻烦。而且我们只需向外看一眼，就会知道，冬天快要到了，这一切意味着电的消耗。但是内阁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讨论，我们全都回家过圣诞节了。

圣诞节期间有人认为罢工可能不是全体一致的，而是只集中在好斗的地区。但罢工开始两天以后就很清楚了。这一行动是全体参加的。然后内阁就讨论是否我们应当使用劳资关系法中的“冷却”条款。但是据说很难满足使用这一条款的法律标准要求——“冷却”命令只能在存在着有可能促进解决问题的严肃前景时才由法庭授权发布。而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存在这种前景是令人怀疑的。使用劳资关系法中投票条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没有特别的原因使人认为，强迫全国矿工工会进行投票会导致除继续罢工以外的其他结果，也许还会导致工会的态度更加强硬。这令人不悦地表明了劳资关系法给我们配备的主要武器的脆弱性。再者，该法的重要部分还没有生效，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公众同情矿工。

如今，由政府直接干预以便设法结束纠纷的压力增大了。回头来看，把19——72年的形势与可能发生的1981年矿工罢工以及1984—1985年间一年之久的罢工相比，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怎么没有注意到事态的“持久性”——即在有限的或没有煤的供应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使电站或经济运行多长时间——而且内阁怎么那么容易地相信煤的储量很大从而被蒙骗呢，为什么不考虑这些储备煤是否放在可以使用的地点。也就是说，是不是实际上放在发电站。大规模纠察队将有效地阻止石油和煤进入发电站，内阁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