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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学校的学生名额。我对此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保证有学生补足这些空缺名额）但不管怎样，只有少数家长和孩子能够通过这种办法逃脱恶劣条件；当我告诉那些母亲，在现有体制下我实在无能为力时，心情无比沉重。

只是到后来当首相以后，我才能对他们进行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先是实行“助学计划”，继而设立“拨款维持学校”。今天依旧保持着这种情况，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我们应该做到更加容易开办新的学校，以便让家长有更多择校机会。如今要求实行教育担保贷款的议论日益强烈。它将最终弥合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之间的鸿沟。

此外，最近几年我很欣赏一种想法。保守党人保卫文法学校也就正是在当地保卫一种现有的社会公共机构，这种机构为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同时我们也是在保卫一种原则——即国家应按能力这个唯一标准挑选孩子，并把他们送进仅有的两种学校之一，这种原则远比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联系的自发社会秩序更符合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国家按能力挑选学生是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教育多样化和讲求办学质量——这一原则具有非常巩固的基础，在政治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父母愿意择校，而不是国家按能力挑选，证明了此项原则的正确。

尽管如此，可是到1970年底，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一时还不会摆脱综合教育。

第三节　科学与教师培训

我到教育部任职，个人怀着对科学的浓厚兴趣；部内有关科学方面的工作由我分管负责。当时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把一大笔经费拨给5个科研机构使用——它们包括科学与工程、医药、农业、环境和社会科学。但后来讨论科学政策时，讨论很快决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或称‘思想库’）报告”所支配，这个报告后来成为1972年7月的白皮书《政府研究与发展纲领》的基础。报告的主要建议是，今后应将这笔经费拨一定比例给有关政府部门、使其能决定由它自己的机构出钱兴办项目——这就是所谓的“顾客——承包人”原则。我不反对这项原则，但是我担心这样做会减少科研机构直接支配的金额一除非增加科研经费的预算总额。

这一问题也许并不重要。的确，与整个科学政策相比，它确实并不重要。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关于政府部门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确切关系的争论，与政府在科研工作中的战略作用这个更广泛、极端重要的问题相比，的确无关紧要。特德认为，由政府出资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不应进行纯科学研究，虽然他也承认，任何研究机构必然会有一部分纯粹的基础研究。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只是在过了若干年我当上首相以后、我才能系统地阐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政府应集中力量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而把基础科学的运用和发展工作留给私营部门去做。但当时我已对有些政策可能使纯科学研究经费匾乏深感不安。

有一次，我直接参与了支持一项耗资巨大的前沿科学研究工程，那就是参加欧洲建造特大质子加速器（也称原子击破器）的科研计划，它的目的是最终揭示物质结构的奥秘。上届工党政府于1968年退出这个项目。作为政府初期紧缩开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对此也退缩不前，因为有些人认为，考虑到该项目的理论研究性质，耗资未免过大。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国在经济严重困难的30年代没有坚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保证二次大战的胜利，后来又保住西欧免受斯大林的进攻。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因此，1970年9月，我和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主席布赖恩·弗劳尔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去亲眼看看想象中的东西并进一步了解这项科研项目的情况及其发展前景。回国后我深信，如果我们能保证搞好财政控制，这项由12个国家参加的科研项目是值得支持的，而且设法说服了我的同事们。

可是总的说来，我感到政府对科学的态度不够激进，想象力很不够。我料想许多科学家——不仅是那些专业观点很强的人——有此同感，1973年6月26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为英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多萝西·霍奇金——举行晚餐招待会，我当然也参加了。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这次招待会是一次富于启发性的集会。特德在讨论中谈到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情况，他认为历史学家将会作出结论，断定此举是本届政府的最大成就。他把科学描述为某种能用来帮助英国工业进入欧洲市场的东西。有人支持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批评，批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