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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1月第一版＇，《世界政治》＇2001年1月第一版＇；

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人权与21世纪》＇2000年9月第一版＇，《中国法制史》＇2000年12月第一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的人权思想》＇2000年11月第一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2001年2月第一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政治》＇2000年3月第一版＇；

坦率地说，我很幸运，没有上述的书籍出版，是不可能尝试此书的写作的。本书的写作正是在这种大的政治气候条件下才可以成行。从大批科研出版物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人权问题、政治改革方面的话题已经不是理论界不能涉及的禁区，相反，这些领域已经被当做一门门科学来研究。一本本政治学、法学和行政学的教科书已成为大学生专业课的必读课本。

国民待遇的研究，人权的研究已成为时代的需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海年先生在《人权与21世纪》一书序言中所写的：“《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半个世纪后受到广泛纪念，说明人们从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了人权的重要。也说明人们希望在新世纪里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人权，越来越多的权利被人们所关注，这是人们在客观世界面前觉悟的表现，也是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只有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更好地发挥其能动作用。而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又是推动社会进步，使人们享有充分权利的条件。”

抚今思昔，象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会感慨万千。回想青年时代，回想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人们靠着热情和忠诚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在那个阶级论、成分论的时代，社会充满了崇拜和歧视。一方面是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一方面是对敌对阶级的仇恨和歧视。一方面是忘我无私的工作，一方面是残酷无情的迫害与斗争。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根本谈不上思考人权和待遇问题。

社会毕竟是进步了。2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建国之后按极左模式建造的制度大厦是否已经被拆除？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不合理国民待遇是否已经消失？改革开放后新诞生的种种新型腐败是否被遏制？湛江海关、厦门海关走私大案被查处后是否意味着此类现象已被杜绝？

现实告诉人们，摆在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一些社会腐败正在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两种国民待遇仍然存在，由两种不同户口造成的身份歧视依然在社会上流行，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不同待遇也仍然存在。更主要的是，改革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积淀、孕育甚至爆发。中国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政治科学和行政科学化解积压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一种是僵化的政治体制面临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为了避免改革出现不必要的损失，中国的政治研究必须走上科学之路，中国的决策者们必须未雨绸缪。

5，关于此书的写作

就在我写这些内容的时候，4月27日晚上被中国政法大学邀请去给学生们做一个题目为“二元结构与中国经济”的报告。回来的路上，与司机师傅聊起了天。没想到这年近50岁的人说出了当前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法律面前的不平等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法律对当官的没有用”。譬如说开车系安全带，出租司机不系就要罚分，而有些管理部门的人不系就没有事。

中国古代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一说。在中国的今天，“刑不上大夫”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虽然成克杰、胡长清被杀了，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现象依然严重，特权依然横行。

社科院的学者邵道生先生在《党风月刊》杂志上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们在法律面前能否人人平等？”。所举的例子是，1996年3月14日，北京某工程爆破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魏宝林被法院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并罚款5万元。案由是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魏以湖南省冷水江市振兴矿业新技术开发部的名义，向湖南、广东、浙江等省的矿务局转让水泥卷锚杆技术，从中收取费用10。5万元，法院认定其偷逃个人所得税6。12万元。然而，1998年著名的歌星毛阿敏被税务部门查出偷漏税106。08万元，是魏宝林的17倍多，竟然被免于刑事处分。税务部门下达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