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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社会上有一批专门依靠权力攫取财富的不法分子。这两种人勾结起来，就建起中国权力资本主义的大厦。”

记者：“您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农民，这种现实是不是说明中国农民具有很大制度创新性？”

仲大军：“应当这么看，中国农民在制度创新上具有二重性，分为正负两个方面。改革开发20年来，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大批乡镇企业的涌现，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另一半壁江山。在这20年间，中国农民表现出特别有创新性，不但是技术创新，更有制度创新。其成功的典型已经有一大批。如吴任宝、鲁冠球、刘永好、张宏伟、韩伟、朱桂相等。这一批人可以被归类为好制度创造者。

“但在农民特别能创造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制度创新的另一面，即坏制度创新能力。赖昌星、周雪华以及浙江温岭市的张君、湖南常德的杀人魔头张军就是坏制度创新的典型。这些人为了达到捞取财富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各种违法违纪、卑鄙下流和残忍的手段都可以使用。正是这样一批坏制度创新者，使中国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社会法制遭到极大的破坏，中国的法律、道德肌体受到了极大的腐蚀。中国人的素质受到坏制度的影响和熏陶，致使整个社会都在腐败堕落。

“今天，已经到了对这种坏制度创新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要知道，贫穷是促使人们创新的主要动力，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每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都在财富创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但在这一创新过程中，有人按规则办事，有人不按规则办事。那些缺少教育和知识的人特别容易走上违法违轨的道路。象赖昌星这样缺少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获取财富。这种农民创新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中国今后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大量发生，是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见《中国企业》2001年6月4日，新财富版，＇

3，挹此注彼式的调整

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已提到战略选择的高度。尽快吸纳和消除当前农村过剩的1。5亿劳动力，打破户籍藩篱，将国民生活集约化，是中国下个世纪要解决的最大任务。但是，现存的制度是某种利益格局的固化，而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一种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性。尽管二元结构已对中国带来了以上所说的诸多危害，但近些年里，各项改革政策对这一结构的触动甚少。其原因便是历时40多年之久的二元结构已在中国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一旦打破便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来看近几年里中国农民的待遇。

当90年代后半期由于经济过热出现生产过剩、大批国有企业出现经济亏损、城市经济出现问题时，“三年扭亏和脱困”便成了新一任政府的主要目标。这几年里，中国在劳动力用工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许多城市制定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光北京市就有100多个岗位不准招用农民工。其结果，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民工数量大大减少，从民工潮最高峰时期的9000多万人减少到今天的不足4000万人。据广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披露，目前广东有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有1200多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5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闲置，更对农村收入带来极大影响。一个农民工如果每年在外挣回2000元钱的话，5000万民工带回农村的就是1000亿元。在实行宏观调控的90年代下半期，打工的农民人数逐年减少，几年加起来，流向农村的打工资金至少减少了三四千亿元。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农村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居住的北京市就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北边不远的新文化街农贸副食品市场往日热闹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许多已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外地人身影不见了。南边国华商场后面的一条水果蔬菜市场也整个被取消了。北京的确见不到那么多外来人了，街道上清净了许多。仅1999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就强行遣返了几十万外地人。许多北京市民为市政府采取的这一“清理”行动叫好，但在清理和驱赶的背后，却是农民收入的减少。

中国经济如同中国社会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等级性。这也与中国的计划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有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下，经济领域中“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的做法频频出现，便不足为奇了。在几种利益比较之下，农民的利益总是放在最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