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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与妻子陈秀莲两人服下老鼠药，林清年还加服了安眠药6片，被人发现两人服毒时，林清年已经身亡，陈秀莲被送往医院抢救，住院治疗8天后出院。

曾几何时我们的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这样。想起当年的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军民鱼水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靠农民起家的共产党今天与农民的关系为什么变得这样紧张？我们的党是否还代表农民？这些问题我在后面的“发展与待遇”一章里详细分析。

我在这里分析的已经不是乡干部素质低的问题了，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变得素质如此低？他们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水平。裴家湾乡的干部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不这样做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吗？要是按县政府的要求标准看，这些乡的干部还都是优秀干部呢。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身权和尊严权在一个国家里受到哪些影响。“仓廪足知礼节，衣食足知廉耻。”古人早就观察到物质条件与人身修养的关系。在一个贫困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要想根除侵犯人身权的现象，似乎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存在着物质水准落后的因素，但是，在这里我还是不能不强调教育和宣传的作用。人身权概念，我们何时听说过，何时准确地了解过它的内容？小时候在学校里所学的都是黄继光、罗盛教、雷锋一类的英雄，何曾被灌输过要尊重人的人身权！

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中国教育和我党宣传的失误，那就是我国的教育是一种崇高理想教育，而不是基本行为规范教育。我们的宣传整天让人们学习极个别的优秀人物，却忘记了告诉人们应该注意和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准则。首先要让人不超越这些基本规范，然后再倡导人做好事。把住不让人做坏事这道基本的底线，再追求高尚。

这些做人最基本的行为规则是什么呢？就应该是象《圣经》“十诫”里那样的内容：不杀生、不偷盗、不淫荡、不欺负弱者、不说假话等。实际上红军之所以能打胜仗就是因为毛泽东早早地为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了这些具体的规定，红军才能照此约束自己，并在这一基础上做出许多英雄举动。但是，到了建国后，各项教材越来越空洞，调子越来越高。最后高得使人都忘记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标准被拔高离开地面后，便对人不起任何作用。由此看出几十年的“假大空”说教对民族和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最近社会上有人提出“底线伦理”。这些人认为一些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伦理道德建设的目标和口号，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用符合当今社会实际的口号、目标去替代它。“作为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伦理道德，只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相互促进，有利于各自的发展。而抓伦理道德建设，提口号，不能单从主观愿望出发，更要看有无实现它的客观可能。提口号、目标，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样的口号和目标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的巨大的牵引力。”＇《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7日，易杰雄文章。＇

“底线伦理”这一概念提得好。即先要求人起码不做坏事，再要求人做好事。如果连一个基本守法的人都做不到，谈何做高尚的人！值得深刻检讨的是，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要求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这就决定了那些拔高的标准不可能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既然做不到，但又要强制人们这样讲这么做，那么结果就是弄虚作假，虚伪横行，象拔苗助长那样，最后使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水准也濒于沦丧。

“避免崇高”，我非常同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也许是天性使然，本人从小就讨厌虚假，讨厌道貌岸然。当兵时最讨厌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看着那副夸夸其谈的样子就觉着虚假。但中国就是这么个有着悠久伪善历史的国家。晋朝时，有个社会知名的孝子，在父母坟上三年守孝期间，居然生了三个孩子。欺世盗名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其原因可能与儒家教育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3＇，迁徙的权利。

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一、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二、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三、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四、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但是，这样一条国际人权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