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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1992～1993年）、第二阶段（1994～1995年）和第三阶段（1996～1997年）代表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进程。最终结果是，大部分企业通过私有化这一形式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和集团的手中。但是，这些个人和集团并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大投资。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没有人有能力投资几千万或者几亿美元购买石油公司、机场、电视公司、汽车厂、铝业等。

结果是，大部分银行和企业的私有化股份都落到了接近政权和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关系密切的人手中，他们要么是以超低的价格收购那种臭名昭著的私有化证券，要么是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从被欺骗的公民手中和预算中搜刮钱财。还有不少这样的新私有者，他们不是利用和国家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是与罪犯集团相勾结而发家致富的，这一点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铝业战争”中明显地看到。

政府和总统对此却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们用“所有这些不过是‘原始积累阶段’　不可避免需要缴纳的学费”这种荒谬的说法安慰自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营更有成效的私有者会自然而然地取代那些不成功的私有业主。1998年8月17日经济危机以后，不成功私有业主的破产进程开始显现；1999～200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许多大量侵吞国有财产的人对于如何消化这些财产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就连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绝大部分寡头是靠吸收国家这棵大树的营养而快速发家的。亚夫林斯基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应当让这些寡头远离这棵大树，而不必去弄清楚，他们侵吞了多少和非法占有了什么。

但可悲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国家和国家预算的支撑，许多寡头简直就无法将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尽管他们有钱在法国的蓝色海岸或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购置别墅，但却没有足够资金去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支付工人工资以及上缴电费和税收。

不过，国家不可能无休无止地供养这些“实业界精英”。

（2）国家短期债券的金融金字塔只是导致1993～1997年全国金融资本人为急剧增长的个例之一。在这一过程当中，有人利用现实经济部门、居民手中的部分闲钱和国家预算大肆进行投机活动。1998年8月17日的银行倒闭风潮不仅使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而且让整个私有商业银行系统也受到重创。像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这样曾经显赫的寡头都纷纷从大生意场以及政治舞台退出。早先属于古辛斯基所有的“桥银行”以及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先后宣告破产。

很可能，所有的金融寡头们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艰难地挺过来了，他们将自己银行体系内大部分“有活力”　的业务剥离到其他规模虽小但却“很友好”的银行中，而保持对规模庞大并且有赢利的工业集团（如“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以及石油、冶金或木材采运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无论是私人小储户还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在银行破产中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因此，近年来俄罗斯实业界集团自身内部出现一些重大分歧和争论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搞清这种状况的任务应当落在法院和法律工作者们身上，而不是由总统亲自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去保护所有私营者、而非只是大银行家和寡头们的权利。阿纳托利·丘拜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寡头集团彼此之间相互的、并且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争夺，成了俄罗斯许多富有的大商人经常遭遇麻烦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对生意场上这些事件的评价更为复杂一些，”丘拜斯在接受采访中时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普京深思熟虑的一步一步消灭寡头的计划。这好比糖渍水果饮料，熬制的原料中有许多块水果，但人们却很少提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些事件是生意场上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进行较量的外在必然表现。”但是，当记者请求他详细解释自己的论断时，丘拜斯十分坚决地予以拒绝：“不，我不能说。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3）

（3）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都受新出现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控制。

在西方，一些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一般都能给自己的投资人带来不小的利润，由于有利可图，这些大众传媒积极拓展自己的生意，或者在其他商业领域建立金融工业公司和集团。而在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