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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召见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拖延采取最负责任的决定。人们都看到了这些，并对此表示认可。从悲剧发生的第一时刻起，总统就在克里姆林宫积极工作，这给了人们很大希望。说得更直白一些，他使人们在无望的情况下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俄罗斯非常成功地走出了这个困境，普京表现出的果断使公民感到骄傲。我们的政府使我们感受到胜利的喜悦。是的，含着热泪，但毕竟是胜利。我们过去如此习惯了失败，所以这次的胜利对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

人质事件的影响

2002年10月底到11月初，当局在莫斯科全城进行了调查与排查。首先是针对居住在莫斯科的车臣族家庭，但收获不大。不知什么原因，《消息报》上发出最极端的呼声。格·波乌特在此报上说：“我们正在参加一场文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妥协。应该忘记东方与西方，忘记以前的联合与联盟，以建立一个使地球上的人类得以生存的稳固同盟。只要有勇气，就能建立像统一、相互联系的机体一样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与那些想把文明社会带回到中世纪宗教与民族隔绝坟墓的人做斗争。应该抛掉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犹豫。现在，经过莫斯科市中心劫持600多人的事件后，世界重新成为两个颜色的世界：黑色世界与白色世界。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共同的敌人，不该对此存有怀疑。只有所有想让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存活的国家联合起来才可能与之抗衡，而其他国家、当政者、组织、学说应该被宣布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这是另一种黑白颠倒的极端主义。可惜，现在地球上还只有少数居民是把所谓民主价值作为民族国家生活基础的。

杜布罗夫卡剧院悲剧事件之后，在车臣实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明显增强。在进行了一些清理与排查后，约有100人因被怀疑属于武装分子或者帮助恐怖分子而被捕。从车臣撤出“多余”军队的行动暂时停止，对山区进行轰炸的频率增加。过去有一些山村因为地处深山，没有受到过清理，没有建立忠实于联邦政府的地方行政部门，这些山村及其附近地区这次都受到轰炸。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0）

与此同时是政治方面的努力增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签署总统令，组建车臣共和国内务部，并增加由车臣族人组成的部队编制。普京与车臣境内外著名的车臣社会活动家举行了几次会议与会晤，通过了加速进行全民公决、通过车臣宪法及根据这个宪法确定选举车臣总统等决议。普京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在经历了发生在莫斯科剧院人质劫持悲剧事件后，我特别宣布：谁选择了马斯多托夫，谁就等于选择了战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都将被我们看成是恐怖分子的帮凶。我们不反对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但我同时想说明：对我们来说，恐怖分子及其帮凶是一回事，而政治过程是另一回事。”

所有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都表示支持俄罗斯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自己对劫持人质事件的愤慨和对事件中死亡人质的同情。但西方社会与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要复杂得多。在关于莫斯科剧院劫持人质事件的最初报道里，西方报纸上写的主要是俄罗斯、俄罗斯政府及普京总统的“惊慌失措”，记者们报道的似乎都是笼罩在行动指挥部及俄罗斯政府各个部门的混乱状况。许多西方报纸都写到了俄罗斯的软弱和与武装分子首领进行谈判，甚至让步的必要性。在对这件事的报道中，许多报纸几乎没有使用“恐怖分子”这个术语，文中使用的是“抵抗士兵”、“暴动者”、“武装分子”，但不是“恐怖分子”。没有人愿意把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

一些英国的报纸把在杜布罗夫卡发生的事件与“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侵占及大部分俄罗斯人有意回避车臣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直接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报纸则是尽其所能强调莫斯科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德国的媒体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的态度要真诚得多。“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在纽约发生的‘九一一’悲剧是恐怖主义同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极端主义分子寄希望于恐怖活动，并想利用这些活动为继续在高加索的战争寻找有利的借口”，“如果世界上还有人向车臣人的解放战争表示同情的话，那么现在恐怖分子已将他们的这种情感彻底消除了”，“现在，国际社会将车臣武装分子看作是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摘自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