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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后,该杂志将弗拉基米尔·普京列为“成功者”的第一位,涅姆佐夫为“失败者”中的最后一位。
《明日报》的主编阿·普列汉诺夫得知剧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后,立刻飞往伦敦去征询其新合作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意见。同样在那里,他得知10月26日实施的特别行动已取得成功的消息,这使在伦敦的谈话双方都很气馁,他们本已商量好对“特工体制”发起新的攻击。回到莫斯科后,阿·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长篇大作《俄罗斯的胜利》中,将消灭恐怖分子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而普京总统与胜利“没有任何关系”。阿·普罗汉诺夫还声明指出:“可以猜测出,10月25~26日的深夜普京安然入睡。而他的仆从们也不敢打搅他,不敢告诉他暴动已被平息的消息。” 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导也有自己的观点。阿·杜金写道:“特工机构拯救了普京,拯救了政治体制,也拯救了整个俄罗斯。这一次,强力部门的成员解出的几乎是一道不可能解出的方程式。只要耽搁几秒钟,遇难者的人数就可能成倍增长。‘契卡’人员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们没有失去俄罗斯。他们救了总统,救了国家,救了你和我。普京要做的是巩固自己沉重的、戏剧性的胜利。他保住了‘应有的身份’。他没有让信任他的人失望。他给那些想任意摆布他、想使历史倒退的人设置了障碍。看来后者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9)
10月26日之后,谢尔盖·科瓦廖夫不止一次地表示,普京成为调解人的机会已丧失。《自由思想》杂志在11月期刊出版以后增加了一期副刊,向读者宣布在特别行动中共有165名俄罗斯公民死亡,他把恐怖分子也归入死亡名单中:“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新时代》的伊·米尔施泰因试图证明,在杜布罗夫卡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普京,而是巴拉耶夫,在“其黯淡的眼神中充满胜利者的讥讽与满足”。 而《说法》周报试图证明,“阿尔法”小组在剧院使用的不是催眠瓦斯,而是“导致神经麻痹的高效军用有毒物质,使用它的目的是致人死亡,而不只是失去战斗力”。 《绝密》周报的军事观察家帕维尔·菲利盖伽乌埃尔怀着同情描述“阿尔法”成员杀死女性自杀者的场面——“尽管她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位“专家”还表示:“恐怖分子的炸弹也许的确是石膏模型或者他们曾得到明确的指令,不许对无辜的人实行大规模的杀戮。因为车臣人带着纯粹的政治目的来到莫斯科,即停止战争,使俄罗斯政府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还存在对此事件做出的其他各种愚蠢、荒谬至极的解释。政治理论家尼古拉·兹罗宾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组织者并不是国际恐怖中心,而是俄罗斯权力部门的某些人。”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写道:“目前发生的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缔造者是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及他们的继任者。现在,曾为他们鼓过掌的人不可以抱怨。” 来自达吉斯坦的国家杜马议员格·马哈乔夫指责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莫斯科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他说:“这是他的手笔,他的艺术品味。心神不定的别列佐夫斯基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危险,他需要在高加索挑起各种冲突以从中获得个人利益。”
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失利引发了车臣山区武装分子的内讧。马斯哈多夫试图与巴萨耶夫划清界限,他宣布免去巴萨耶夫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转交车臣最高伊斯兰法庭审理。巴萨耶夫宣布,他将继续与“俄罗斯侵占者”战斗,但要采用别的方式。本·拉登在列举2002年他的志同道合者反对“无信仰者”所进行的“英雄行为”时,将“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也列入“英雄行为”名单。
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各种掺假报道,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公民的观点与情绪。11月举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公民的不满情绪没有增长,增长的是公民对国家推行的政策及弗拉基米尔·普京施政的广泛支持。俄罗斯有近70%的公民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行动“专业、内行”,89%的莫斯科人认为政府对文化宫剧院进行攻击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有7%的被询问者认为通过谈判与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更好。对 “你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这一问题,85%的公民回答说“非常赞同”或者“多半赞同”。 心理学家莫罗萨诺夫在解释危急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表现时指出,俄罗斯总统的行为符合危急情况下领袖的所有行为规范:“普京立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取消了所有的国外访问,他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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