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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法律委员会会议上非常活跃，在这里他领导一个经济法和改革分委会。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所有苏联政府成员、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领导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不仅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还要由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先期讨论在委员会内进行，有时争论非常激烈。大约有1/4的候选人任命没有被最高苏维埃批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于索布恰克的反对而没有被通过的。相反，另外一些人尽管知名度很低，但却获通过，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官员。

围绕干部任命的这场辩论导致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关系变得明显冷淡，但却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声望和在全国的知名度。无论是在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的发言数量，还是收到的信件和电报的数量，索布恰克都遥遥领先。给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连索布恰克本人也对这样简明的通信地址感到惊奇。按受欢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仅落后于鲍里斯·叶利钦，但他出国访问和受邀请的次数却超过了后者。

许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饰地认为，俄罗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们认为最好的伙伴和谈话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苏联媒体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刊登于1989年秋天的《星火》杂志上。与此同时，《祖国》杂志开始发表政治家肖像“政坛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团真理报》确认，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爱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标题为“人民的律师”的文章。

普京和索布恰克（2）

我与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员会认识的，我当时领导其中的一个分委会——文化领域法制委员会。我非常欣赏索布恰克的独立性以及阐述自己见解时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从没有想过像加弗里尔·波波夫一样，为了扮演跨地区议员小组“总思想家”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小圈子”。在与最高苏维埃官员们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现不仅仅是自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高傲。在最高权力机关，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在不少人看来，索布恰克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没有人说他谦虚。相反，他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在议会内，索布恰克经常做没有必要的发言，而且其发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开辩论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与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锐辩论中，我站在后者的一边。话题是围绕臭名昭著的“ＡＨＴ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开的，当时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但从这场辩论中我发现，作为公共政治家，许多高级领导人的辩论才能很弱。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进行议会公开辩论，即使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也还是会输给对手。

不过，当时“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无能的人。所谓“民主阵营”，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民主联盟”、“俄罗斯民主党”、“民主大会”以及“人民阵线”等。在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党领导人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很少，大多数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苏共和国家机关出来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义者、怀疑过去者。但里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那些利欲熏心者和爱慕虚荣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内行、诚实和独立法学家的名誉。他在讲台上自我感觉非常好。他曾说，尽管权力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决定人们命运，但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权力公开化激起了他的兴趣。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将最高苏维埃或法制委员会变成古希腊“贵族院”、然后再变成“平民院”的愿望，而他自己则可以借助出色的辩才成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里尔·波波夫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区议员小组闭门磋商会上，几乎从来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个时代注定属于这些人。对于“民主派”来说，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顺利的时期。尽管共产党有连续工作的能力，精明、机灵，组织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主派”到处拼命挤压共产党的执政空间。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