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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底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底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