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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分裂，天下又复多事。历史事实告诉过我们，统兵善战的将材，和口若悬河的策士们士唯恐天下无事的。天下愈多事，他们的机会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而又在这多事的国民党两派的夹缝中开始发芽了。

今且检讨一下国民党分裂的经过。

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打走了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始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命党’的老班底。他们一致认为‘政学系’是革命党的叛徒，甘心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根源，竟在民国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主张下令讨伐广东。虽然这一议案被黎元洪拒绝盖印而打消，广东国民党人对政学系实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政治的变化是莫测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党权逐渐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命党’终于变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竟形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风气笼罩之下，中华革命党的老领袖都已被目为‘反革命’；那些依附军阀的‘政学系’的反动性，就更不必提了。当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命’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谁呢？政学系自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第一位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垮台了。掌权落道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军人蒋总司令之手。

当民国十五年底北伐军声势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联合了共产党，对这一位以枪杆起家新领袖实行反击。这位新领袖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因而在军事胜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党内党外一致围剿他之时，为着扩展力量，为着自身生存，他便发现他的四周的军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贫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但是他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实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产党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号的新进少年。例如当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尚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但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都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囊括天下，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口号耍皮拳的喽啰实不足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领袖因而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内阁总理王正廷和黄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报人陈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网罗之列。

（六）

不过精敏如蒋氏者，他对前来投奔的高级人员亦有其取舍的标准。第一，那时反蒋的人都骂他是‘新军阀’、‘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贻人口实。他选择高级幕僚总要多少有点光荣的革命历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乱用。第二，蒋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经验有干才，能‘治国用兵’的人。真脓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贞’分子，在党内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产派、西山派、汪胡派，蒋均敬而远之，存有戒心，绝不让其襄赞枢机。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无路的亡命者。他们除依附蒋氏以取富贵之外；别处是投奔无门的。蒋氏盛衰也就决定他们的荣辱。只有如此，他们才会死心踏地为蒋效命。

数数这四重资格，则政学系诸公不禁捋须微笑，有舍我其谁之概了。

据当时的可靠消息，首先动这念头的便是政学系中最长于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