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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而转为畏惧。

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十月，林丹汗遣使后金，狂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云云。诸贝勒大臣见林丹汗来书大怒，要将其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劓（yì）鼻馘（ɡuó）耳放归。努尔哈赤说使者无罪，暂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后再做处理。后天命汗努尔哈赤遣使赍书报林丹汗。林丹汗把后金的使者关了起来，对努尔哈赤来书做出回答。努尔哈赤误闻使臣被林丹汗所杀，而怒斩来使，但后金使臣却买通看守者逃了回来。

在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后，后金同察哈尔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林丹汗实行错误政策，加速了察哈尔内部的分崩离析。他掠土地，劫牛羊，穷奢极欲，暴虐无道，“炰休悖慢，耳目不忍睹闻”。他自恃士马强盛，横行漠南，破喀喇沁，灭土默特，逼喀尔喀，袭科尔沁。史载察哈尔部属五路头目的妻子，被林丹汗重臣贵英强占，受害头目含愤投巴林部首领炒花，“炒花不能养，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广宁”。察哈尔的许多部落，因对林丹汗不满，逐渐依附于后金，与后金盟誓。科尔沁等部在后金等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军事进攻。天命汗凭借有利的形势，向漠南蒙古发动军事攻势。此役，后金军扫击巴林、巴岳特、乌济业特三部牧地，俘获5。6万多人畜。这是后金军大规模进攻蒙古的开始。此后，又有许多蒙古部落依附后金。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开始进攻蒙古诸部，并威逼到察哈尔部。据《崇祯实录》记载：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察哈尔“拔帐而西，骚动宣、云，已逾半载”（《崇祯实录》卷十）。林丹汗率察哈尔部开始西迁，到宣府、大同塞外。

林丹汗西迁之后，明朝中断抚赏，其内部困难增加，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天聪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林丹汗发动了三次军事进攻。

第一次。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九月初三日，天聪汗皇太极决定亲率大军，会同蒙古诸部，征讨察哈尔部。皇太极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统率蒙古诸部军队向察哈尔林丹汗发起进攻。初六日，皇太极率领大军离开沈阳，西征林丹汗。初八日，大军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地方，敖汉、奈曼等部兵来会。尔后，喀尔喀、科尔沁、扎鲁特部、喀喇沁各部兵来会。随后，天聪汗皇太极指挥满洲、蒙古大军，乘胜前进，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清太宗实录》记载：“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清太宗实录》卷四）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大军，于十月十五日回到沈阳。是役，为后金第一次由天聪汗亲自统率，会集蒙古诸部兵马，共同进击察哈尔部林丹汗。皇太极通过对察哈尔部的第一次进兵，确立了对漠南蒙古东面诸部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的臣属关系。林丹汗受到皇太极的威逼开始西迁，于是，皇太极对察哈尔部发动了第二次征伐。

第二次。崇祯六年即天聪七年（1633年）四月初一日，皇太极发动了第二次对察哈尔部的进军。初九日，大军到西拉木伦河时，沿途蒙古各贝勒率所部兵来会，共同大举进攻察哈尔部。这次满洲、蒙古大军出征的目的：“一欲为我藩国报仇，一欲除却心腹大患。”（《天聪朝臣工奏议》）林丹汗闻警大惊，“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清太宗实录》卷十一）。林丹汗部众散处黄河河套及套西一带。皇太极鉴于形势发生变化，谕率兵诸贝勒大臣曰：“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撄我军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回返，趋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后金军经宣府、张家口等地，大肆抢掠，饱欲而返。七月二十四日，皇太极率军回到沈阳。

《清太宗实录》中关于察哈尔部归降的记载皇太极第二次亲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役，历时40天。据《清太宗实录》记载，仅斩一人、获六人，又获马一匹、骆驼一峰。后金军始终未同察哈尔军队相遇，无果而还。皇太极在深入察哈尔境后，主要困难：一是缺水——“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满文老档？太宗朝》）。其时，以一只黄羊换水一碗，可以看出水之珍贵。二是缺粮——大军“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经过两次大的冲击和西迁，林丹汗人心离散，势不可为，“食尽马乏，暴骨成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