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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和错误，却没有经验。多年来，这个问题没有明显地提出来，而目前，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经历着这样的新变化，在这样的新形势面前，我们的摄影报道工作将如何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已是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袁苓得出结论：

在今天，如果还继续坚持报喜不报忧的看法和做法，将大大地脱离人民群众的需要，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相反，我们如果恰当地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和落后情况告诉读者，却会有积极的意义。

袁苓举例说，过去的报道中，也发过一些表现困难的稿件，比如某地群众积极战胜灾荒等等，可是数量太少，而且只是从克服困难方面去表现。袁苓认为，这样的做法也是片面的。

另外，“过去我们对照片质量的要求也有片面性”。过去，常常以形象差为借口，认为照片中的人物形象不好，穿的衣服破烂、背景不好看等等理由而不予发稿。这种做法，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是适宜的，但作为评审照片的重要尺度，则是不对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

助长了照片形象脱离生活现实，粉饰了太平。

在我们的报道中，不仅应该有一些照片来表现当前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困难和落后情况，同时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也应该是实事求是。袁苓还认为，这样的原则也大体上适宜于对外报道。

像新华社这样大量发行新闻照片的单位，是否也应该给报刊或某些报刊一些批评照片呢？袁苓认为“这个问题总社应向全体记者做一肯定的回答”。对“批评照片”的内涵，袁苓界定为：

批评照片主要是面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些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则不去报道。

他提出“当前可以拍摄这些批评照片”：

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表现、生产和建设事业方面的铺张浪费、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行为、农业生产上因主观主义强制地推行新技术而造成的损失、某些学校因忽视政治思想教育而出现的歪风、各种违法行为、违犯公共利益和不道德的行为等。

有关“批评照片”报道方面，袁苓提出最棘手的群众闹事应如何报道。他认为，通常群众闹事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造成的，这类事件如能适当报道，对领导者是个教育，对群众也有益。但在采访过程中“需要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目前不宜提倡摄影记者赶赴闹事地点去拍摄闹事当时的场面，否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袁苓提出的这一“原则性的新问题”，像在风疾浪高之时被投进大海的一块石子，并没有在新闻摄影界激起太多回声，此后几年更鲜有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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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出现的讨厌声（1）

在1957年的7月间，持续几年的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讨论是如何告一段落的呢？

争论的双方都保留自己的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从技术层面的争论，一直延伸到对“新闻摄影的特点”、“新闻摄影是不是艺术”等等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其间观点含混、相互纠缠，前后矛盾之处也颇多。参与者有新闻摄影报道的组织者、领导者，更有地方一线普通摄影记者，间或还有文字记者。万端气象，热闹得很！

显然，来自掌握新闻摄影话语权人的“理论高压”（柯善文语）并没有压垮诸多一线“干活”（摄影记者们的行话）的人，反对“组织加工”与“摆布”之声也没有在内心深处被绝大多数记者真正认同。编辑部与一线记者之间隔着很多层，少数人热热闹闹地讨论，与大多数人的冷眼旁观，形成鲜明对比。

听任这一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显然会引发诸多矛盾，对日常工作不利。作为新华社摄影部的领导，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旧问题”的无谓争论，而开始“新问题”的探讨呢？这是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显然，摄影部的领导不愿以整个部门的名义，在这件事情上明确表示赞同谁，反对谁，赞同哪些，反对哪些。纵然总社的领导可以表态，讲一些大原则，但作为业务部门摄影部的领导，对这样一个涉及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业务争论做最后评判，下出结论，显然是不明智的。得罪了那些“理论家”，会引来更多的争议，而得罪了一线“干活”的摄影记者们，那谁替你完成那些一次次呈送上去的摄影报道计划呢？

一位叫铁汉的讨论参与者适时出现了，时间是1957年7月15日。铁汉是新华社辽宁分社摄影部一员，他没有重复那些反复表白的观点，也没有站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