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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大郑是一个深谙辩证法的人，他痛定思痛，并没有全盘否定合作建房。他找领导陈述利害说，房改恰逢其时，房价低，无房的年轻人也能买得起，当时，要是现在这个价格水平，房改恐怕真的很难搞成。现在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年轻人已无力购房。而我们机关年年都有年轻人来，他们都是大学生、研究生，是未来的骨干，如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恐怕难以稳定住他们。其实这是一个涉及到很多人的问题，每年几百万大学生毕业，他们都不能享受福利分房，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家中没有他们结婚的房，且无力购房，这不仅是大学生本人的事，而且家长也都着急，这涉及到千家万户，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合作建房不失为一个让年轻人买到低价房的好办法。但合作建房的人们只靠买房的共同愿望联系在一起很脆弱，一遇风吹草动，聚合容易，解散也不难。何况此风若盛行，合作建房成为骗子圈钱的高招，也绝非杞人忧天。所以由单位组织自己本单位的人一起合作建房才好了，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由组织出面，谁也不会担心被骗，而且单位出人操办此事，操办人的工资由单位出，大家都沾单位的光，同时还可以利用单位的各种关系成本也会降下来。

领导听了之后，很高兴。他们自然也希望由此途径买到便宜房。自己不缺房住，将来升值再卖也行啊。于是将早已解散分到各个科室的原来搞基建的人，召集来操办此事。和全机关的人一说，更是一呼百应，买便宜房谁不高兴，有需求无需求的人也都参加进来了。有需求的人自然是为了自己住或是为子女结婚用，而无需求的则是看到了房子必定升值的巨大利润，当作投资。

园哥的弟弟肯定是要参与的，如不参与，恐怕是除了找一个家中有房的妻子外，不可能有自己的房了。合作建房得到的房比市价肯定要低很多，但即便如此，园哥的弟弟也是买不起的，而合作建房同福利分房不一样，只要不交钱就没有资格购房。他只得求助园哥，在妻子和岳父母的支持下，报了名，选定了一个最小的房型，交了第一部分钱。园哥想这样一来，弟弟有房了，也可先把父母接来。别人是“五子登科”，而园哥是“七子”：房子、车子、帽子、孩子、票子、尖子、老子，把父母接来，让他们晚年幸福是园哥多年的夙愿。

但弟弟那里的合作建房又被制止了。合作建房会有人想借机买便宜房，然后卖高价从中渔利，制止他们是对的，但同时又把园哥弟弟这样的确实无房的年轻人制止了，这无异于泼脏水把孩子同时也泼了出去。

其实象园哥的弟弟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倒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合作建房的方式得到住房，他们也可以通过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形式得到住房，但是他们又不属于低收入者，不符合条件。

从表面看，他们的确不是低收入者，当着高级职员，身处高楼大厦，穿着西服革履，外表光鲜，确实贵族派头十足，但却囊中羞涩。他们贵族其外，贫民其中，不靠福利分房，不靠父母支援何时居有其房。他们被当作“贵族”却又无“贵族”的收入，没有“贵族”的收入却又无经济适用房的购房资格，成了边缘人群，可见到合作建房的一线曙光，又瞬间熄灭。　这样的人不仅机关有，高校、研究院所……凡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都有这样的边缘人群。他们尽管每月几千元的收入，但或急着偿还上大学的贷款或忙着积攒搞对象的费用，即使勉强购房，也注定要当几十年的“房奴”，从此后，他们提心吊胆恐银行加息，担惊受怕恨物业涨价，再不敢看电影，不敢看戏剧，不敢去泡吧，不敢去蹦迪，不敢去聚餐，不敢去旅游，不敢去交往，不敢去应酬，怕生病，怕被炒，怕生儿育女，怕亲朋有困难，不管不合适，管又没力量，坐在新房中，慨叹想当初，他们月进数千不算少，还贷只剩吃饭钱，逛街为找处理品，购物专看折扣率，每年几百万大学生能靠上父母的有多大比例，无力购房的又有多少，日积月累……应当把他们列入可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群中，让他们能以最低的价格购得一套基本的住房或者让他们能从政府租到基本的廉租房。园哥这样想，这样希望，但园哥说了算吗？办得到吗？

园哥接着问咋唬三：“别说孩子了，你料定我在这里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吗？”

咋唬三指着孩子说：“我去给她交赞助费，昨天是最后期限，和人家学校说好，今天上午一定交去，不然就取消了。”

园哥说：“是不是要借钱？”

咋唬三说：“拉倒吧，你比我还穷，我能找你借钱吗？我昨天才把钱凑齐，今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