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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龙案审理完结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商考察，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时，觉得不可理喻，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家属，理解了，这里好多人家家境比龙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在此请读者注意前文提到过的数字比：案发前到商县公安部门报失有37人，案发后才增报60余人。可见这60余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实际上商县失踪人数远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州人却对家庭成员的出走不归如此“想得开”，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当地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嘛！”

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他们不像江浙和四川的农民，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区流动。能在山外揽个长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流动都不愿远离家门。并且从事手工业者甚少，多是出卖体力。出门三五日者有，日出而出，日落而归者有，只图挣个小钱以补家用。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觅雇主，甚至赶集或外出办事也寻着零活。当人们都在寻活儿，活儿能有多少？大家都当雇工，雇主又有几人？这就给龙犯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当龙犯叫这些人去做活时，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还能作何猜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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