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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但工龄的硬杠杠比人长出一大截，没几个领导能比。外婆在前两年才彻底来南京定居，之前是断断续续地来，因为她离不开重庆日报社那个温暖的环境。在报社所有人都认识她，因为曾经在幼儿园工作的缘故，都八十多岁的人了，整个报社的人还是都叫她“姚阿姨”。

外婆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跟小时候看的《大众电影》封面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差不多。外婆生我妈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所以外婆带我的时候也很年轻，才四十多岁，看上去就跟我妈似的，学校里的很多老师都不相信那是我外婆。外婆管我很严，我妈都没怎么打过我，尽是我外婆打了—老人特别看重学习成绩，经常为我没有考第一名或者没有考满分把我打得鬼哭狼嚎。那时家里的任何重大决定都是外婆说了算，外公从不发言，工资是一分钱不剩全给我外婆。外婆特别擅长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打理。

重庆女人很少有不会做菜的，就是在特别会做菜的重庆女人中，外婆的手艺都是远近闻名的。现在外婆都快九十岁了，我妈烧菜的时候外婆还会在边上看着，用重庆话拉长了声调指挥：“先弄那个，然后放这个……”

外婆不仅菜做得好，我和我哥的衣服也都是她买布回来，自己裁、自己做的，连当时刚刚出现的夹克都是自己做，做出来的跟商店里卖的一模一样。那个年代，老人特别怕孩子穿得不好出去被人看不起，在外公外婆的意识里穷人家的尊严感特别强，所以每年大年初一，外婆必定会让我们哥儿俩穿上新衣服出门。

那时候买布是要布票的，为了我和我哥过年的两套新衣服，外婆每年都从八九月份就开始攒布票，不够的话就想其他办法。外婆家很多邻居是光棍，用不着布票，外婆就用家里的烟票、酒票跟他们换布票。就这样一直攒到年底，外婆买来布料，在昏暗的灯下拿划粉画线裁料，然后上缝纫机缝，赶在年三十晚上一定把衣服做好。大年初一我们哥儿俩出门，一定是从上到下一身新，每年的新衣服邻居们都夸好看。

外婆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热情好客。我妈的很多同学都在重庆，当初他们大学刚毕业，很多人还没结婚，一帮同学一到星期天就上我外婆家蹭饭。到现在，我妈那些都七十多岁了的同学看见我还跟我说：“孟非啊，你外婆做的菜太好吃了。”我妈的这些同学周末来外婆家蹭饭，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他们陆续结婚。

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两个人，非常省吃俭用。外公在高干招待所上班，经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粮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来了，这样每次我妈的同学们来，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2、老实巴交的外公

我外公是一个善良且寡言少语的人，我现在都记不清他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可这么善良老实的一个人却偏偏长了特别凶的一张脸，还有一副大嗓门儿。因为文化程度低，表达有障碍，容易着急，一张嘴就是一嗓子，很吓人，院子里的小孩儿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进人，本来是做金银首饰的工匠，抗战爆发后，老百姓往内地撤，在逃难的路上外公认识了外婆，然后就结伴儿逃难到了重庆。当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给外公，也是因为穷，当年我外婆姐妹两个，妹妹被抱到了别人家养。

一个外地人来到重庆，那时候也没地方让外公继续靠做首饰的手艺谋生了，老实巴交的外公就在一个饭店当服务员，后来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其实当时外公有个远房亲戚混得不错，开了个比较大的饭馆，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没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赚钱养家糊口。经常听外婆回忆说，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经常可以见到贺龙、陈毅、邓小平这些大人物，据说，外公还和周恩来的一个侄子有些交往，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和周恩来的关系。

外婆跟我说，那个年代，想在重庆出人头地、过得比别人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跟政府的人混，要么跟袍哥混。袍哥是重庆特有的江湖文化。当时重庆盛行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叫袍哥会，里头的成员被称作袍哥。当时的重庆人甭管是干什么的，即便是擦皮鞋、饭店跑堂的，只要跟袍哥沾上边儿，就能混出头来。但是外婆总是跟我说：“你外公，又不跟政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实实地一个人拼搏。”

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儿时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会出现诸如胆小、软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认为好像没有。也有很多人认为，父母离异的孩子的性格会有缺陷。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