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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床上的枕头上。他们要杀害父亲！我老是这样不停地想，他们要杀害父亲！父亲呆在牢房里，只身一人，他感到孤独吗？他没有书，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支雪茄烟。我的嗓子眼发紧，直到想把它撕开。但我不能让那些常在窗外说笑的卫兵听到我的叫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一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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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遇害（5）

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那晚，在家乡拉卡纳的大地上，冰雹从天而降，苍穹洒下冰做的泪雨。位于加西？胡达？巴克什的布托村是我家祖坟所在地，人们被军队的嘈杂声惊醒。当我和母亲还在监狱里苦苦挨过那个夜晚时，父亲的遗体已经被秘密运往加西埋葬。军管当局事先派人找到看管我家土地的村民纳扎尔？穆罕默德，并作了严密的安排。纳扎尔？穆罕默德一家几代人都为我家干活。

纳扎尔？穆罕默德后来讲述：

4月4日凌晨3点钟，我还在睡觉。突然村外有五、六十辆军车引擎轰鸣，车灯通亮。开始我以为跟两天前一样，他们又在进行演练，预防杀害布托先生后可能出现的混乱，他们说这些是例行的军事演习。当时人们非常害怕，特别看到警察进入布托家族的墓地仔细勘查。这么早，警察就把我叫了出去，全村男女老少也都纷纷走出家门。大家都担心是不是布托先生已经遇害或者即将遇害。泪水、悲伤和绝望写满了他们的面庞。

“我们要安排一下，准备掩埋布托先生。”一大帮军警在临时指挥部里对我说，“指给我们看看应该把他埋在什么地方。”我顿时泪如雨下。“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指地方？”我对他们说，“我们要自己为布托先生举行葬礼，他是我们的。”

我让军警准许我们的人来挖墓穴，运来没有煅烧的砖块把墓砌好，用木板把墓盖上，念诵哀悼经文。他们只允许我找八个人来帮忙。

我们正悲痛地干着活，军警的车辆包围了整个村庄，封锁了所有的道路。村里没人能出得去，村外也没人能进得来。我们被完全隔离了。

早晨8点钟，两架直升机降落在村口的道路上，那里已经等着一辆救护车。我看见棺木被抬进救护车，然后被运到墓地。“把那间房子腾出来，”一个陆军上校指着墓地南面角落上的一间房子对我说。那里面住着守墓人佩什？伊玛姆一家。我抗议这样的粗暴行为，因为这会给佩什一家带来极大不便，但上校坚持己见。2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爬上屋顶，各就各位，把来复枪口对准墓地。

近亲们必须最后看一眼逝者。布托先生的堂兄弟们就住在旁边的加西村。布托先生的第一个妻子也住在邻近的瑙德罗村，跟军警经过一番争吵后，我终于获准把她带来。她到了之后，我们打开棺木，把布托先生的遗体放在绳床上，而后搬进屋里。家里都是用帷幔隔着的，女眷们不能见外人，非家属的男性不能进屋。但那些军人无视风俗礼仪，强行闯了进去。

半小时后，遗体被抬了出来。我问上校是否已按宗教教规和传统的送葬仪式给布托先生沐浴过。他发誓说是那样做的。我又查了查未经缝制的棉布寿衣是否盖在死者身上，也没有发现异常。

我们悲痛万分，不忍看遗体的其他部位。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看，因为那样会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暴露出来。布托先生的脸就像一颗珍珠，闪闪发光，看上去就像他16岁时一样。他的皮肤没有呈现出异样的颜色，眼睛和舌头也很正常，不像我从照片上看到的被齐亚绞死的人那样眼舌凸出，面目狰狞。按习俗，我把布托主人的脸向西摆好，朝着圣城麦加。他的头没有歪向一边，说明脖子没有断。但是在他的喉部有些奇怪的红黑色的血斑，就像是一个官印。

那个上校发怒了，因为一千四、五百名村民强行走近棺木，争着要看上最后一眼烈士的遗容。人们不停地哭泣，场面令人心碎。上校威胁大家，如果再不离去，就棍棒相加。

“马上把他埋了。”上校说，“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人们都十分悲伤，还在悼念呢。”我对他说。

在枪口的威逼之下，我们匆匆为死者做了最后的祈祷，然后按习俗将遗体放入墓内。诵经声与女眷们从屋内传出的恸哭声连成一片，划破天际。

父亲离去后，我在西哈拉茶饭不进，喝几口水也都吐出来了。我一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