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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经理杨朝生手里也有《太极拳运动》这本书，但是他没有武术基础，照葫芦画瓢学起来有很大困难，就来找高宗藩。而且还约了几个青年一起，要认高宗藩做老师，向他学拳。

起先高宗藩不肯，他知道文革中社会上对练拳的人是怎么看待的。也听说过，外地不少拳师被批、被打、被整死的事。所以他心有余悸，不敢教拳。可是又实在拗不过杨朝生等人的面子，因为他们之间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为此，高宗藩和他们说清楚了：只教拳，不拜师。练拳只能用于健身，不准用于打架。这一切都是避免别人再说三道四，弄出些“小团体”啦、“江湖气”啦、“封资修”啦等等口实。

可是此门一开，就难关得住。不久，高宗藩的老朋友、老邻居、老伙计秘华营找上门来了。他郑重提出，要把儿子秘登平和几个青年人送来给高宗藩磕头拜师，入门学拳。他素知高宗藩武功高超，早就想让孩子来学的，见高宗藩一直不收弟子，甚至连自己也不练了，才没开口。现在高宗藩既然开了门，他能不要求让自己的孩子进来吗？

为什么许多年轻人既认了师父，却管高宗藩叫大爷呢？这恐怕与他早期不愿公开收徒有关。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不少人对武术是有一定偏见的。在高宗藩的领导中就有人认为，“他这个人工作很卖力，人又聪明还能吃苦，就是爱练拳，有江湖气，算不得一个好干部。”高宗藩为了避开这些闲言散语，所以长期以来练拳、教拳都是暗暗地进行，更何况是收徒，能敢公开么？大家就按年龄辈分喊他一声大爷。时间一久，这“大爷”二字就是“师父”的代名词了。

他虽当了几十年的经理，但喊高经理的人也不多。因为他从来就没把自己的职务高低放在心上。别说他本人是个科级干部，离休后享受处级待遇，在他的徒弟中从股级、科级，到处级的太多了。他对徒弟的态度不是根据对方的职务、身分，而是看他们的做人准则、武德和吃苦精神。

许继春是郯城城关人，四方脸，个子长得墩墩实实的。他十五岁开始打铁，一干就是十年。练拳浑身是劲，能一只手举起八十多斤的铁砧子，就是大杠铃平车轱碌也能连举四十次，面不改色、喉不带喘。他一九七五年就跟高宗藩磕头认师了。他先练的是长拳类的套路，洪拳、查拳、少林拳、螳螂拳、劈挂拳、王子平二十法等，后来又练太极拳。在器械上，他练过青龙剑、扭丝棍、四门枪、哪吒枪、拦马刀、绳镖等。

学拳、练拳是要吃苦的，他和他的师兄弟们都是肯吃苦的“主儿”。王新建、朱建国都在食品公司工作，许继春总是四点钟起床，先自己练一阵，然后再把他俩喊起来练。为了练弹跳力，他们用砖头垒起来往上跳，逐渐加高，后来就往食品站装猪的台子上跳，再后来就在腿上绑了沙袋子跳，许继春在练四路华拳中飞天卧伏，后接乌龙绞柱再接鱼跃前滚翻时，被跌得遍体鳞伤；在练绳镖时，头被打破出了许多血，自己还以为是淌的汗；练青龙剑时，两条裤子被扎破、鼻子也被削破了；杜其善在练大花枪时，一个败势子接旋风脚，没过来摔了个大放墙；练刀时，一个右手缠头刀，左手拍脚的动作没做好，一刀削在脚上；马德江和骆建练大花时，抛枪，腾空二起脚，一枪扎在脚面上，硬是咬着牙拔了出来。

高宗藩的弟子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极强的毅力，所以个个都练出了一身好功夫。

第三节

原红花埠食品站站长李明礼，是个老同志。虽然，高宗藩跟他是属上下级关系，但高宗藩从来就没看低过李明礼。同样，李明礼也很尊重高宗藩。确切的说，他们俩是同志加朋友的关系。

一场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不少人的嘴脸和灵魂，并由此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阴差阳错之事。有些事，当时令人发指，事后也叫人啼笑皆非。

文革运动之初，革命是革资产阶级路线的命；造反是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先从建国十七年来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这些大事大非上作文章。革着、造着就要上挂下连，要顺藤摸瓜，找出他们的代理人，再找出代理人的黑干将，黑干将的小喽罗、小爬虫，运动也就越来越向纵深发展、越来越波澜壮阔。于是以线划人，分出红和黑来。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朋友绝交，不知世间情为何物了。

从颜色上，大家争一个红字。所有颜色中红色最好嘛！红色新政权、红色根据地、红色种子等等，红色就是革命、就是正义，其它颜色就是其反面。江苏某县化肥厂突发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