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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出地道，从道沟里探头望。只见伪军们都跑光了，路上只有那瘦子还躺着，两个民兵就跑过去翻他的包，发现这家伙还是个“总催”。

那时候，无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或是日伪政府，谁也弄不清农村有多少人、多少地，收税征粮都是凭估计。上面定一个基数，然后交给承办人去办，多收的部分就作为雇差的兵饷和管事者的回扣。

这征粮的粮长叫“总催”，收税的钱长叫“总兑”，一般都是有点能耐的财主，他们承办这事，弄好了能发财，可收得不好也会亏本。本来到游击区收税征粮是件挺麻烦的事情，可由于鬼子把这里的基数定得很低，“利润”空间大，有些想钱想疯了的家伙也就愿意来试一试。比如这位“总催”，就把小命丢在这儿了。

葛二蛋从“总催”的挎包里翻出笔墨帐本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还找到一个东洋罐头，上面有个“菜”字还有个“仙”字，乖乖不得了，拣到宝贝了。

兴高采烈拿回去，让家里人尝尝鲜。打开罐头一瞧，里面装的是竹笋子，试着吃一口，呸！什么菜仙，一股怪味。

孟喜子恍然大悟：“难怪日本人要到咱们这里来抢粮食，原来他们国的东西真是难吃”。

日本国的东西难吃，日本国发动的战争也支撑不下去了。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八路军大反攻，占领了曹县县城，过去在城里当汉奸的财主们吓得到处躲，有的就跑回了乡下。

跑回乡下也不行，共产党组织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先清算汉奸罪行，再清算汉奸财产。新民会的那个会长被枪毙，土地也被分了，不仅如此，以前在本地、外地当过汉奸的，甚至一些跑到外地去不知干了些什么的人，全部进行了清算，土地和房产都分配给了贫雇农。穷人们十分高兴。中农和富农在这次运动中没得到什么，大多持观望态度，地主们则十分紧张，生怕把火引到了自己头上。

葛二蛋当然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虽然名义上是个“二地主”，可自己却实实在在没有一分地。这回分到了八亩六分地，开心极了，乐得天天到地里走几趟，觉得共产党对穷苦人真正是好。

过了没多久，国民党来了，还有许多过去逃往外地的地主也回来了。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不承认“反奸清算”的结果，于是就联合汉奸家属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什么“复仇队”、“难民还乡团”，叫嚷着要“把天变回来”。共产党和民兵队伍当然就要和他们做斗争，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到46年，曹县这里虽然叫新解放区，实际上还是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山东的伪军和地方势力也是今天服从共产党、明天又投靠国民党的，摇摆不定。于是八路军就打伪顽，出征解放巨野、嘉祥和济宁，并要求民兵积极支前。

这次支前和以往不同，一是距离远，战场在二百多里地以外；二是时间长，前后要近两个月时间。所以，参加支前的民兵要重新组织，要训练。

部队行动强调协同一致，可庄稼汉哪里懂什么协同，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有的人晚上非要靠墙睡，铺位安排在中间他就宁愿一直坐着；还有的人睡觉磨牙打呼说梦话，其他人就不耐烦，最后竟打起来；行进的时候有的人猛跑一阵再歇一阵，有的人慢悠悠地晃着；发烟卷的时候，会抽烟的人要，不吸烟的人也抢，乱成了一团；等听见了枪炮声，装病、掉队、偷跑回家的，更是屡见不鲜。这就需要训练，需要有经验的人压阵。

葛二蛋搞过长途武装贩运，有经验，因此就当上了民兵“野战队长”（每个区两个队，全县两个大队，轮班支前）。手下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三个班，每个班三个组，每个组五个人。每个小组一杆枪，人手一根粗木棒子，运物资、抬伤员、押送俘虏，样样都能干。

葛队长一般是不干活的，他的工作是指挥。监督着民兵不逛集市、不起哄打架、不拣洋落、不买便宜东西；每天晚上检查洗脚，每天早晨叫起集合。民兵大多没走过远路，休息的时候叫他们洗脚，都不愿意，葛二蛋就拎着棍子，挨个检查；早晨有些人赖床，照旧拎着棍子敲，这边起来了那边的又倒下去，葛二蛋急了，在一个懒家伙耳朵边放了一枪，那小伙睁眼一看，黑洞洞的枪口就在面前，立刻吓得尿了炕。

不过葛队长也有干活勤快的时候。上级派他们去修桥，把一座窄木桥改建成能过人、牲畜和车辆的大桥，原本两天就能干完的工作，弄了四天还没结束。不过木桥建得确实结实漂亮，本来应下一根桩的下了两根、应铺一排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