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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史以为佐证。光有论证而无论据，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性史》第一集给张竞生惹来一身蚁一身膻，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然而坊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还有一本《性艺》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赚得瓢盈钵溢，骂名则全由张竞生背负。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虫”的恶号。

离开北大后的岁月（1）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员授满五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不巧的是，这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了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在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贰仟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由于张竞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书店所招收的漂亮女店员的吸引力（此前，书店普遍只用男店员），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张竞生在附近的饭店辟有专桌专座，每天开流水席，朋友来了随时管个酒足饭饱。生意太好，遭人嫉妒，当年，上海的书店业由江苏人把持，张竞生是广东人，谢蕴如是福建人，都不在这个体系中，两个书呆子又不肯去拜码头和多方打点，江苏帮便串通警局，专找美的书店的晦气，每过一段时间，张竞生即遭法院传讯，警察即来罚款数百元，并且搬空店中书籍，这样频频捣乱，红红火火好端端的美的书店即被摧残得生气全无，惟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张竞生真是一个极度恪守个人信念的人。像他这样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请他证婚，已属一奇；他证婚时大谈特谈夫妻生活，则更属奇中之奇，堪称惊世骇俗。这次证婚大约在1926年冬天，地点是上海东亚旅馆内，一次集体的文明婚礼，证婚词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张竞生劝导新郎要有耐心，要知体贴，以三日为期，尽得新娘的欢心，然后收获圆满的夫妻生活快乐。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他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为：驱逐出境，三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张竞生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艳遇，但他对此涉笔不多，显然是意兴阑珊了。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竞生已经六十多岁，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提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消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三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

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革”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一百岁的老人，八十二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而不是批斗场。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州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有饮恨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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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