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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　，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　，著《校邠卢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急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是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

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　，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作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做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子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个彻底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个进步的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

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家世业农，13岁以前完全受中国旧式教育。14岁随母赴檀香山念教会中学，三年毕业　，再入奥荷学院。1885年回国，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以成绩各科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