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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　，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