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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 ,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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