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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福了。”

大家玩笑了一番。

老肖接着感慨万千，说新安县警察队伍从解放初期的寥寥几十人到今天的近三百人，我也算是见证了一段历史的人呀。

对于一个老警察喜欢在新警察面前讲他昔日的辉煌这在我的预料之中，正好天寒地冻，围坐在火炉旁边听人谈古论今看来不失为也算是快意的事情。

刘建华不以为然，说：“又来了，又来了，搞公安几十年了，总有点新鲜事吧。”

“什么又来了？”我顿时来了兴趣。

“你听他讲嘛。”涂振飞撇撇嘴。看来这个故事他们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老肖也不顾及他们的“不屑”，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我参加公安的时候，起初叫公安特派员，穿上上白下蓝的警服，刚开始的警察地位没有现在这么高，有些人还不愿意干呢。那时的人都很朴实，很听话，社会治安较好，刑事案件也不多，但也很忙。”

“真是罗嗦。”刘建华打个哈欠。

我俨然是个充满了好奇的学生，洗耳恭听。

好，现在切入正题。那是1972年的冬天，我还是个20出头的毛小伙子。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到一个山村里去调查一个抢劫案，那时不像现在，有吉普车有摩托，那时有辆自行车就相当不错了。那个山村离派出所很远，有二十多公里，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待搞完调查之后，那时已经是天黑了。我谢绝了当地村干部的挽留，借了一个手电筒，走上返所的路上。

我回来的时候经过的那座山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鸡公岭”，解放初期土匪就常出没拦路打劫，最近发生的几宗抢劫案一直未破。我到村里调查的就是这个案子。那山高林又密，山路也非常狭窄险峻，在人烟稀少的山沟里，连一个过路人都没有。风呼呼一刮，那声音好吓人，本来我的胆子不小，这个时候也毛骨悚然，便有点后悔本来应该留在村里呆个晚上。折回去肯定不好意思，这也不是我的作风，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公安人员。我将配发的手枪掏了出来，就是你们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驳壳枪，我紧握驳壳枪，壮着胆子往前走，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些恐怖的东西。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个人影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向我猛扑过来，我反应相当快，身子一闪，抬起枪一声大喊：你是谁？站住！

那家伙没有理会我的警告，继续猛扑过来，我抬手就往天上开了一枪，啪的枪声很刺耳，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家伙可能没有想到我居然是有枪的公安，竟吓呆了，待明白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一把扑翻在地，并戴上了手铐。

你知道吗？你可能想不到，我也没有想到，那家伙就是系列抢劫案的罪犯，哈哈。

我近乎仰慕地点头。咳，连一个平时看起来甚至有些猥琐的老肖都有可圈可点的故事，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自豪地向别人炫耀一下我的辉煌历史呢？

在那段时间里，我深深明白了派出所工作就是由一些平凡无趣、波澜不惊的杂事编织而成，它与想象中的叱咤风云根本无关。

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3

桥尾镇上的人口不多，到了晚上还不到十点钟的样子，就万籁俱静，大部分人都睡了，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有个彩电算是不错了，派出所倒是有个21英寸的彩电，但没有有线信号，只能跩着那根天线随机搜台，搜来搜去就是那几个节目，除了像罗所长、老肖几个年级大一点的可以打坐样坐上几个小时看着那没有油盐的电视剧，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就觉得没有多大兴趣，五六个人凑在一块看一个台，简直就是一种折磨，罢罢罢，干脆不看，但总要打发这漫漫长夜，那只有玩牌！

抛开一天的工作，围坐在办公室内，玩牌委实是一中无奈和潇洒。四人端坐桌前，神情各异，两副牌打“拖拉机”——全国最流行的打法。从“3”打起，一直打到“A”，80分一级，120分升一级，难度不大但也需费一份脑筋，何况玩牌免不了来点“刺激”——输者钻桌子，所以上场的“拖手”谁也不敢麻痹大意。尽管我在读大学时操练了四年，也不敢有过分骄矜之色。

牌场也讲究“强弱搭配”，否则一方太强，一方太弱，很快胜出就没有多大意思，一般我和郭副搭档，涂振飞和刘建华联手，司机“土匪”有时来晚了，就只好痒痒的在旁边当裁判。

开战了，牌场上顿时“硝烟弥漫”、“飞沙走石”，直杀得“天昏地暗”。有顺利的一方，仗着手中“硬”牌，又略施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