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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科长在。

说起崔永生，彭科长唏嘘不已，连说几声想不到。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崔永生确实蛮坚强的。这么些天来，居然拖着病腿坚持上班，唉，这也怪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早一点让他到省城医院检查呢？”

“这也不能怪你们呀，要怪就怪县医院。”我连忙安慰。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子，就在十多天前，省人大司法检查组到新安市进行公安执法质量检查，随机抽调了我们县12起刑事、治安案件。在头一天晚上，崔永生还对这12起案件进行了重新审阅、整理，忙到凌晨

2点。我考虑到他的腿不方便，建议他就不要亲自将案卷送到省检查组所住的新安市白鹭宾馆，哪晓得崔永生不肯错过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坚持要到现场汇报并听取考评。由于检查组住在8楼，乘坐电梯也要上一层楼的台阶，这个时候十多二十个台阶对崔永生来说已无异于上刀山。我看他艰难的样子，就搀扶他走进8楼会议室，待在位置上坐定之后，他已是一脸苍白，大汗淋漓，衬衣全被汗水浸湿。此时的崔永生硬是靠着非凡的毅力在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的情况下对抽调的12起案卷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省人大检查组的同志发现了他表现的异样，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他居然摇摇头说没事。”

“谁也没有想到，崔永生会得这样的病。”

彭科长后悔地说：“起初我还骂过他，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为忙于执法质量考核的迎检工作，崔永生对全县送过来的案卷—一阅审。可能是腿疼得实在坐不住了，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案卷。我那时还不知情况，看到他上班还睡在沙发上，就批评了他说你啊怎么搞的上班还睡大觉。但崔永生没有吭声默默地坐起来。”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错怪了他呀。”说这话的时候，彭科长声音很低沉。我知道，崔永生的业务非常强，算是他的爱将啊。

我长叹一口气。前两年，就在我们局里，一个刚退下来的分局长50多岁，起初感觉到喉咙有些异样，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喉癌，还没有到半年，就离世了。

2

自那以后，我就不时牵挂在这位在上海治疗的兄弟，心想什么时候有空去看看，正当准备启程的时候，又突然听说他回来了，连医院都不住了，就呆在家里养病。

我赶紧来到他所住的地方，他的房子在我原来曾住过的房子隔壁，前文说过，这是一排70年代所盖的红砖青瓦平房，称作为“母子间”，即前后两间房，还带一个厨房，

年代的久远使房子潮湿阴暗，时不时就有老鼠和虫蛇等东西出没，我在这种条件下也曾住过两年，后来集资建的房子盖好了，我就搬到新房里去了。现在在这种地方住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在那寒酸的、家徒四壁的“母子间”里，我看到了穿着警服躺在床上的崔永生，他已经是瘦骨嶙峋，昔日高高大大的一壮汉现在是判若两人，据说一个月来他粒米难进，吃了就吐，170多斤的体重已减至

110来斤。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崔永生试图要爬起来，我轻轻地按住他，在他身边坐下，问：“怎么样？很痛吗？”

“咳，痛得要命。每天都要经受疼痛折磨呀。”崔抽着冷气，苦笑了笑，艰难地，“戈冰剑啊，你知道吗？这种病就是痛。当时在由省二附医院转往上海长征医院确诊的火车上，我的左腿骨活生生地断了，这种痛用刀剐钉刺、钻心剜骨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当时我的嘴唇都咬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么多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痛呀。我好多次痛得真想自杀，一了百了。”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当我在昌都初诊的时候，我得知居然得了这种恶病之后，我真的是万念俱灰，我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这不是真的，可这又是现实，我只有一次一次地问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在转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日子不长了，我没有办法只有认命，我想了很多，我才发现我的人生中还有这么多的遗憾。遗憾过后，我想通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得像个样子。”

说这话的时候，他露出了坚毅的表情。

“在上海，我做了第一次手术，医院50多岁的资深主治医师史建刚博士扒开我的左腿骨一看，癌细胞已转移并扩散到肝部，肋部他轻叹一声。依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疗已是无济于事了。手术结束后他悄悄地告知我的妻子。这一细微动作被我发现了，我微笑着对史博士说我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