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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预定“中国人”逃跑的房间而失败。

后来，竟构成了一个奇怪的结局：那个“中国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

我们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因为禁闭室的重罚威胁着我们，所以申述内容始终不敢改变。

那个由我们安排的目击者，是个名叫相良的日本教员。这人够可怜的，但他也无计可施。

粟林少佐几乎识破我们这个简单的诡计。在真相就要暴露之前，使少佐不再道问下去的原因，只是由于中国当政者拘泥于“皇军名誉”，不想让这个寡廉鲜耻的罪行公开化。

结果，这个奇怪的事件就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在这件事中，最担惊受怕的还是和田曹长。当他得知那个嫌疑犯王某以“欲夺取珍贵文物”的罪名被宪兵逮捕的时候，真是恐惧到了极点。他把赃物唐三彩塞给我了。

我高兴地愿意作这件事的善后处理。占领北京时期，很多企图发财的日本人相继来到。也许是地理上的原因，九州人最多。

我在故宫博物院作警卫时，就常常与来自福冈的熟人打招呼。

借这个机会，我托人把唐三彩捎给哥哥。当时，老百姓往日本带东西是不受限制的。一位纺织品商店老板…佐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委托，把唐三彩藏在行李里，渡海回到日本。当然，我不敢相信能活着回日本。可是，一想到使我入迷的唐三彩珍品在等待我，小心就迸发出无法抑制的喜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们在绵州被解除武装，对方是八路军。

也许你还不知道八路军吧？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部队。

八路军干部向我们俘虏们讲过话。我亲眼看到这个部队的严明纪律，这纪律是建立在自觉遵守的基础之上的。这个部队把在战争中绝不抢掠作为准则之一。而我已犯下盗窃唐三彩的罪行。从那时起，我开始感到内疚。

我是一个盗窃者，有苦难言。

后来，我复员了。

哥嫂他们不知内情，还代我保存着唐三彩。就这样，龙耳壶和彩碟就变成了我个人的东酉。

战后的生活是艰苦的。我驾驶着一艘搞来三吨位的旧船，充当一名外行渔夫去谋生。玄海海面就是我的渔常我拼命干活，过若粗野的枯燥的日子。

在这样的岁月中，唐三彩滋润着我的生活。

每当我出海归来，已是疲惫不堪，还是掀开草席，开箱看一眼那龙耳壶。

在我观赏这唐代杰出的艺术品所显示的绚丽色彩之时，一种本来消失了的哀愁，又在找的心头产生。

唐三彩在人世间度过的岁月，毕竟是大短了。当它那灿烂的光彩炫耀于世之后不久，就潜身于王墓的黑暗之中了。

此时此刻，我对唐三彩仍是喜爱入迷。同时，它也使我不得不躬身自剩在日中战争的七年间，作为一个士兵，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只担任过后勤方面的职务，没有用枪弹直接杀害过中国人。但我认为仍不能逃脱侵略中国领土，杀戮中国人民的罪行。

在日中漫长的交往历史中，中国一次也不曾侵略过日本。

尤其是在战后二十年的今天，随着日中交流的呼声的高涨，我的反省也更加强烈。

麻也子啊！如果你以为我在向你说些毫不相干的话，我就太痛心了！国与国之间能否建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互不攫取对方利益，和平共存的关系，就由你们这一代来作出决定了。

“怀璧者有罪。”唐三彩变成了我的沉重负担。

栗林少佐给我寄亲了贺年片。在故宫博物院事件之后，我奇怪地被编入少佐的部下。归国后，他思念旧友，给我寄过贺年片。在“谨贺新年”的下边，他用铅笔写下这样的话：“该撒的东西，应该还给该撒。”少佐是知道我们罪行的人。这个暗示，给了我很大的冲击。然而，没过多久，栗林少佐就病敌了。

打这以后，我要归还唐三彩的决心更为强烈。

但，和中国大陆的联系还没有沟通，两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

我心里怀疑，如向政府如实提出申请，就真的能把唐三彩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怀疑根据是：当今散失在日本，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三彩都是在中国半殖民地的不幸岁月里，被盗掘、被非法抢掠去的。

还有一点，我不想把唐三彩交给台湾的国民政府。这倒不是投合政治潮流，认真地说起来，我盗窃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