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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⑥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12月7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12月8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1936年2月26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