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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奔赴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故乡；以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为代表的投向“赤光一线”的赤都；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青年赴日留学……这一代留学生的优秀分子，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第三代留学生，以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华罗庚、茅以升、李四光等为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们看到：一个愚昧、落后的祖国无力在世界争强。新中国诞生后，这些在国外已负盛名、生活优裕的科学家，冲破重重阻拦，义无反顾回到祖国，为中华科技、教育、文化的腾飞尽了最大的力量，成为领导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中坚。

第四代留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奔向苏联、东欧，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原子弹、氢弹爆炸，火箭、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无不凝聚着他们的汗水，我国独立的钢铁、石油、机械、纺织，汽车和化工工业的发展，无不以他们为骨干。中国的现代经济，与第四代留学生的卓著贡献相连。

旧金山机场到了。工作组就要面对第五代留学生了，杜厦怀着兴奋的心情走下舷梯。

在美的印象印象之一：耿耿报国情国内某些舆论认为：公费生身受国禄，可望归国；自费生有相当的自由度，不会回来啦！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哈佛大学，杜厦见到一位才貌出众的中国女性——陈荣君。她的父亲原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毅然回到祖国。“文革”中，他被关进了“牛棚”。为此，直到一九七九年，荣君还不能跨进国内的高等学府，不得已飞越太平洋，自费到美国求学。临行前，卧于病榻之上的父亲把她招到床前说：“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三十岁的荣君一直未婚。她在美国攻读管理秘书学位——半工半读。在杜厦面前，她流着泪说：“我是一定要回国的，我一定回去，一定！”可能，像陈荣君这样学业完成后决定立即回国的自费生目前尚少，申请到“绿卡”（永远居留权）的也许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留居美国。但一位著名华裔学者说：在美国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华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师是华人。他们大都是留居美国的台湾留学生。这种现象带来的是：台湾有了世界先进的电子工业。

现代科学已经没有国界！

在杜厦接触的三十位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的自费生中，已有十位决定来津试工，有的已经成行。

印象之二：为伊消得人憔悴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面孔，架一副眼镜——杜厦的挚友、在密西根大学进修的朱嘉明与杜厦不期而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嘉明亲自做饭招待。席间，杜厦得知这是朱嘉明到美国后第一次买菜做饭。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学习，他几乎每天都是啃面包。因他是访问学者，该校每月为他提供八百美元，他几乎全用在自费进修英语和买书上。杜厦留心到，他出国时带的那双皮凉鞋，仍然穿在脚上；一问，果然并未买新鞋。“干嘛这么苦自己呀？”“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这样。”朱嘉明淡然说，“公费生国家一般每月提供数百美元的生活费。同国内比，钱是不少。但在美国求学，住宿费每月至少得二百美元；倘想精通英文，聘请个美国教师，一小时课程就得二十几美元；与我国不同，美国大学实行淘汰制，学校里没有铁饭碗。一个学期之中，教师要求学生阅读的参考书往往多达上百种，而一本书至少得十几美元。为了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只好艰苦些。”

印象之三：双重人才效应在马里兰大学，杜厦见到江姐的儿子彭云。彭云与妻子易小冶热情招待了杜厦。易小冶原是北京某刊物的编辑，她一方面全力支持彭云的学业，一方面已在成人补习学校毕业，又开始攻读马里兰大学的正式课程，学的是她在国内的本行：信息传播学。彭云告诉杜厦：学业完成后，立即回国。

国内一种舆论认为：博士后（取得博士学位后再进行十八个月科研的制度）政策使留学生拖期不归，彭云正在做博士后。

国内还有一种舆论：留学生还要带老婆，说是什么“伴读”，这还能回来！？

易小冶便是“伴读”者。

对做博士后问题，美国移民法规定：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做十八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不必经过派出国同意。这种研究可使博士生增强独立工作能力，拓宽知识，以便回国后适应国际高度竞争的局面。这使留学生获得知识与能力双重效应。

工作组同近五百名留学生进行了交谈。明确表示取得学位后立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