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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二钱先生闳识孤怀,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灿灿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玑的警句,什么深奥的道理一经他点拨,立即悟解。《随园诗话》说:“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钱先生的大笔正是红炉上的一点雪,立刻融化,读来痛快!他对自己说过的一些很妙的话,似乎相当得意,在不同情况下加以引用。《〈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里有一段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篇序文是1982年8月写的。其实,早在1981年4月6日《答某记者问》的记录里,钱先生已经提出过这个论点了。记者当时建议钱先生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先生回答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三语言文字是大家有权共用的工具,钱先生说那是比苏维埃实行共产主义还要早”“的共产。文字就那么一堆,看谁有本事将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钱先生散文字字有脑,而且新鲜,魅力无穷,那正是《随园诗话》说的“诗贵翻案”了。钱先生熟读《随园诗话》,文章里引了不少,《论俗气》里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说:“神仙,义称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写文章最难是引述各家的话来撑起自家论点,处理失当,必成獭祭,酸气逼人。钱先生进出人家厅堂总是潇潇洒洒的,沏茶聊天都带“家常体”(familiar论补白报纸杂志上偶然会有空白的地方,需要用一些文字补填上去,美化一番,这就成了补白。补白有时是摘一句英雄高僧的话,有时是抄一段文豪名家的句子,甚至一首小诗一则笑话,也未尝不可以剪来做补白。有的补得很雅,有的补得很俗;有的读起来使人想到立正敬礼,有的读起来比大文章还要耐人寻味。总之,这是一种艺术,一种学问,就像壁上挂的字画,架子上摆的小摆设,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倒也有些小趣味。
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时会碰到一些无聊的应酬,于是就有“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这种话既然是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所以也可以说是“补白”。反过来说,两个人意见不合吵了架,起初各人针对问题发抒自己的看法,进而驳斥对方的观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于是就破口大骂,来一声“他妈的”。
这“他妈的”也是一种变相的补白。
严格说来,一个人一天里的时间,花在做补白工作上的,竟比花在其他方面的更多。谈生意要上茶楼海阔天空一番才言归正传;谈恋爱要献许多殷勤才可以一亲朱唇;找饭吃要向上司拍马屁吹牛才得以苟延残喘;结婚要借钱大摆宴席,惊动亲友,大忙一番才能够上床礼成。这都是可以不做而又不得不做的废事,可以不说而又不得不说的废话。总之这段补白加上花边,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也就比光着屁股好看。
年事越高、入世越深的人,就越觉得补白之不可或缺,慢慢也就越精于撰写补白。年轻人自视颇高,写文章往往把补白的资料写成长篇大论的文字;老年人历经沧桑,写文章往往把论文的题材写成三言两语的小品。于是,有人写一辈子大文章也不过如此,有人写一辈子序言跋语而成“家”。说穿了,实在关乎一个人懂不懂得补白的艺术而已。
所以说,文人的补白应该是“……”,女人的补白应该是泪,大人物的补白是干咳,就像哲学家的补白是蹙眉;而长头发是画家的补白,握手是领袖们的补白,钱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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