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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劲冲天时而无动于衷——的影响。我们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关心时冷时热，这是由美国生活中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实，即那时我们并不像英国那样要依靠海外贸易。我们去广州比人家晚，但我们进人加利福尼亚甚至还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国人，都比我们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区。（促使美国在1823　年提出门罗主义的因素之一，是1821　年俄国沙皇颁布放令，声称北纬51　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归俄国所有。）我们在1818　一1824　年期间的几番努力，使我们在北美大陆上的立足点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佩里打开日本门户、40　年代50年代向西推进之后，是另一段无精打采的时期。华盛顿对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扩张在很长时期内不感兴趣。在东方的美国人曾多次提出计划和建议，但美国政府不为所动。从广州前往台湾的美国人考察了该岛，修筑港口，升起了美国国旗，运走了大约78　艘价值达50　万美元的船货，并怂恿驻华美国专员倡议割据该岛。对于这个建议，国务院甚至不给答复。当俄国人鉴于阿拉斯加战时不易防守，承平时期又无利可获，而于印年代决定出售时，国务卿西沃德很难说服国会批准收买。众议院拖了9　个月，在俄国公使花了几千美元贿赂之后，才通过了拨款法案。在这种对东亚问题言行不符时冷时热的现象背后，我们也许可以觉察出文化差异这一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关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公众态度，使人产生一些不一致的印象：异国情调的、理想化的或惘然若失的。这些印象在我们历来的思想中都同时存在过，但始终调和不起来。

用猎奇眼光看待中国的人，通常强调文化上的种种怪现象：男人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文人留长指甲，吸食鸦片以及近世以前的其他外部标志。喜欢听人咬狗之类故事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国人吃耗子”这样的珍闻中得到满足。猎奇者又大肆宣扬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有“中国的”东西，如“杂碎”、月形门、卖给旅游者的精巧手工艺品等等。他们强调别具风格的东西。“中国每样东西都同我们相反。”男人穿长袍而妇女穿长裤。书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读的。汤最后送上餐桌。丧服白色，新娘穿红衣。姓在名前。罗盘针指向南。左边是上座等等。美国人的俏皮话如“孔子曰”、“鬼机灵的中国人”和“莫测高深的傅满洲博士”等也属于这个范畴。还有一些猎奇传闻，是所谓中国人毫不计较所受的苦痛以及东方式的非刑拷打传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现象分别同经济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较低有关。

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有更多的内容可谈。这可追溯到18　世纪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贤君明主的专制政治，认为可以当作欧洲模仿的模样。在这种对中国怀有好感的看法里，包含着我们对东方智慧的尊重，因为这种智慧曾经引起埃默森和新英格兰先验论者的兴趣。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和传教士怀着中美之间的结成“特殊关系”的想法，认为基于共同的特点、社会准则和相互尊重，可以结成一种超文化的友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曾把爱好理想化的感情施之于1943　年周游全美的蒋介石夫人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士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这两种人物都被怀有明显偏爱的美国公众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品德。当美国仍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的时候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理想化，这无疑是因为内心有愧；但我们周期性的中国热中还有美国民从的其他心理因素，特别是我们对后人的同情心。1894　年，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而日本是个刚冒出头来的向西方学习的学生，那时美国舆论同情日本的对华战争；根据这个同情弱者的原则，我们在1904年又同情日本的对俄战争。只是在1905　年以后，当日本行将成为远东的最高权威头目时，我们才开始对日本怀有戒心。30　年代的美国舆论支持装备不足的英勇中国爱国者奋力抗击日本的侵略。这种情绪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战争初期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上。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人以少数势力代表农民的利益同压境的蒋介石大军进行苦战时，我们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心理又倾向于共产党人。我们对弱者命运的关心，随着交战双方谁的事业看业比较正义以及谁比较弱，使我们把同情心从交战者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间，既然美国奥论对日本、蒋介石或中共的看法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三方本身是否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呢？

对中国表示失望的看法有案可查者甚多，因为19　世纪的美国人作为人类进步事业新的热心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