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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见‘革命文献’，五，页八○─八三。】同时孙公对打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我们试读上述有关中华革命党的文献，对这一政党极权的性质，应无可怀疑了。有人或许认为国父一代圣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独裁起来，其结果一定大异于欧洲之列宁、史达林，更不同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纵是后来的蒋、毛二公，亦何能望孙公之项背哉？你能相信，国父会搞军统、中统那一类的特务政治吗？你会相信，国父会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毛记恶政吗？这可能都是事实，正因为国父是圣贤，他不会搞‘自古帝王多无赖’的那种无赖勾当，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败了一辈子。但是话说回头，孙公革命如果如愿的成功了，我们又怎能担保他不采用后来蒋、毛二公之政策哉？转型期中，形势比人强，有许多必需的恶政（　necessary　evils　），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发展出来的啊。

所幸，还是不幸，此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都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最后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孙总理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栖栖遑遑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东京竟然和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美女宋庆龄结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虽是老夫少妻，而情爱甚笃，对失意的孙公，实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对后来国共两党政局的影响，都至深且钜，对此我们也不妨略说几句。前篇已言之，在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庆龄的大姐蔼龄曾是孙总统的英文‘女秘书’。就笔者所知，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项行业的老祖宗了。在那风气闭塞的时代，亦见孙大总统之‘摩登’也。迨孙公亡命日本时，蔼龄仍随侍在侧。不久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宋庆龄晚年亲口告诉史诺夫人的）。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了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且看四十八岁的柯林顿大总统，和二十一岁的陆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无独有偶。）可是当她返沪禀告父母时，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属，海枯石烂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潜返日本，投入孙郎怀抱；梨花海棠，也是当年哄传国际的韵事。当孙宋的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关于孙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记载，都不算稀罕。当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这些老人家，一般对庆龄的妇德，都甚有好评。笔者亲闻者，即有黄沈亦云夫人等数家之多。众口一辞也。后来抗战期间，毛泽东和蓝苹同居时，一般共产党的老同志对江青（毛替他改的名字）都没有好感。远在皖南的项英竟电毛指摘，毛公覆电说：‘学习孙中山’（这话是江青自己说出的），项亦无辞以对。这可能是孙宋畸恋，很少有的负面影响了。他们这两桩婚姻，对我们国族的命运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故顺便记录之，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嘛。

笔者附注：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代，曾批评我国传统史学为帝主家谱。笔者如今写出上列故事，读者之中，可能也会说是帝王家谱之一例。可是梁说此语，是在我们文化转型的启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论。其实我国史学是源出于‘谱牒之学’，早见于甲骨。此后在我们国家强于社会的封建和帝制时代，谱史合一原是个必然现象。耶教的旧约，回教的可兰经，还不是从家谱开始？，中国传统史学是独步全球的，西方的现代文学史，未超过三百年。梁氏对中西比较史学初未经心，始有此启蒙期的哗众之言。笔者曾有专简试评之。有暇当补述之也。

袁大总统的乘机削藩

现在再看看老袁在平定‘二次独立’之后，又在搞些甚么新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