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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发现这个事实后，没有很好地采访，而轻易地给自己的孩子租了儿童车，以此作为表达主题的拍摄对象，追求合乎“理想”，是很不恰当的。

作为新闻图片发表，对*同志所采用的办法认为恰当，不指出他的缺点所在，的确有可能滋长走“捷径”的危险；也的确有可能产生像北京分社文字记者所说的：推而广之，我们拍摄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其他什么展览会，都可以叫记者本人或家属充当“参加者”。

到此为止，没有人把“摆布”、“组织安排”、“客里空”、“虚构”、“造假”这些十分敏感的词语随意安置在杜的头上。在这次虽然严肃，但严格限定在业务、学术范围的讨论中，树喤温和地提示道：

记者在客观事物的面前，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从客观事物中挑选新闻题材，哪怕是“合法”、“合理”，也不要轻易地用自己的意志去排演事实，应尽量避免把自己带进新闻中，引起读者的怀疑。

至于这张照片最后的结局，“编者按”说：

当然，如果这张图片作为“小品”，艺术水平较高的话，还是可以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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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

1956年下半年，新华社对记者“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同年底，又一位文字记者参与到新闻摄影问题的讨论中来了。

与以往文字记者多讲道理少摆事实不同，这一次，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则直接把“摄影记者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所见所闻提供给大家”，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对讨论记者“组织加工”新闻问题有些用处。

把这些话说出来，是基于他看到的一些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情况，似乎摄影记者要比文字记者严重些，因此造成的事实错误也比较多些。

例子举得很直接，没有避讳同事、同行之间的关系。这个年代，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是会受到褒奖的。

内蒙古分社记者陆轲在包头拍了一张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并被不少报纸采用。在这张照片上，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这座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或者是为了构图的需要，便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群赶到铁路桥附近来放。而国家不提倡牧民在铁路附近放牧，那样做，既妨碍交通，又容易造成人畜伤亡事故。

艾丁在陈述了以上问题后，评价道：

这样“组织加工”，虽然可能达到记者原有的那些宣传目的，但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实性。

艾丁进一步阐述道，上述问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组织加工”了一些与原来事实不相符的东西，就像文字记者的渲染夸大一样，比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而无中生有要好些。

艾丁又举了一个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组织加工”的例子。

《人民日报》记者林沫在翁牛特旗乌兰敖都牧业社采访时，曾组织一个妇女去绣一双早已绣好的绣花鞋，说这位妇女是为了迎接“七一”。

艾丁还举出了《人民日报》画刊上曾经刊登的喂小鸡、喂猪两张照片。事实上，那位喂鸡的妇女自己根本没有鸡，社里也没有鸡交给她喂，她喂鸡的那个地方，也不是她的家，完全是想象的。

摄影记者的这种行为在当地有什么影响呢？艾丁转述了*昭乌达盟盟委一位部长的话：

这是大报社的记者，胆子也大。

艾丁并没有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仅仅停留在曝光别人的事情上，他还说出了自己“做过的一些使人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艾丁在内蒙古分社的身份是文字记者，但他又从事一些摄影记者的工作，兼做摄影报道，了解不少摄影记者的“底细”与做派。面对这样磊落的自我揭短者，被批评者往往陷入很尴尬的境地。

艾丁在翁牛特旗乌兰陶格牧业社采访时，“补拍”了共产党员尔登忙来教女青年团员南斯拉玛学驾驶打草机，和社主任朋斯格去检查过冬准备的两张照片。

那天，南斯拉玛听说要给她照相，穿得漂漂亮亮，高高兴兴由七八里远的地方走来，我的兴致也不坏，我们一同到了一块牧场上，我要她们照原来学习打草机的样子来做，南斯拉玛挺直身子，端正地坐在驾驶台上，像坐在照相馆板凳上等待照相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在工作，在学习打草机，虽然我一再要求她自然些，也说过最好不要板着面孔，微笑着最好，这样摆布了半天，好像愈来愈不自然了，我也有些生气了，南斯拉玛看来也不耐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