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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守犯人的兵，捆什么东西像捆犯人那样利索——用膝盖在犯人背上一抵，两下就将手腕反拧着捆住了，让我纳罕。

小高当时被冰块砸破的脸上还沾着一块带血的卫生纸，血都浸出来了，可见砸得不轻。他将那捆大一点儿的带鱼推给我，说：“鱼科长，你拿大的，我拿小的，你平时对我好，今天又带我办手续，我心里多感激你啊！本来两捆都给你——干脆当初不往开抡。可今天是我第一次获得劳动果实，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样，背着从农会主席那儿分得的一袋粮食没命往家里奔。这种心情你一定能理解！哪怕分一两条回去，我心里也会舒坦得多。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这一小捆我拿走了。”小高说着提起那一小捆带鱼下楼，已下去两级台阶，又仿佛想起什么，折回身走上来，以手按着脸上那块带血的卫生纸附我耳上悄声说：“鱼科长，以后报答你的机会多着呢——咱现在可有投票权了！”

第十九章

机构改革结束半年后——

小胡终于接李小南做了局里的打字员。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员。

小苏调进来后，一直没在局里上班，跟着陈奋远主任在家属楼工地跑来跑去。

期间，局里某次局务会决定，阎局长乘坐的桑塔纳两千有点陈旧了，应该给阎局长买一辆新车。这个提议竟是余宏进副局长提出来的。

阎局长新买的车是一辆刚上市的红旗小汽车。各种手续办完，恰好是三十万元。阎局长在局务会上风趣地说：“这车我坐得心安理得——因为不是局里掏钱买的，是小苏他爸给咱买的！”

其他局领导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阎局长换下来的桑塔纳两千并没有让给余宏进副局长坐，而是让给陈奋远主任坐了。局务会上，阎局长将这话一说出口，余宏进副局长掩饰不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饰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阎局长则在心里戏弄余宏进：“练气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纳！”

后来阎局长在马方向和赵有才面前掰着指头这样说，他让车给陈奋远有三点理由：一、陈奋远是正处级；二、陈奋远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辆车，那可是为全局同志谋福利的事儿；三、小苏喜欢开车——人家老子给咱买了新红旗，让人家儿子开个旧桑塔纳，走到哪里说不过去！

阎局长最后说，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去做；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一条理由也没有，最好不要去做。

阎局长这些话后来传到我耳里，引起我长久的思索。一对双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谁呢？双方产生感情，你贪我爱，这算有了两条理由——“你贪”是一条，“我爱”是一条。按阎局长的观点，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两条理由就减去了一条，成了一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观点，这种时候虽可以去做，却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这就有了三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说法，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了！

那么，有这样的老公吗？我想，还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

我鱼在河是不是这样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们局的局长去做，我会同意吗？

我和柳如眉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我俩都是科员的时候，在家里地位平等。她做饭，我洗碗；我做饭，她洗碗。她辅导孩子学习，我带孩子洗澡；或者我辅导孩子学习，她带孩子洗澡。我担任了副主任科员之后，她是科员，我在家里就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虽然这种领导地位时有动摇，但我明显占了一点上风，洗碗和做饭的次数略比过去少了一些。有时她洗碗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跷起那种二郎腿看看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彩电。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对我讲：“鱼在河，你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坏笑着回答她：“那还不是当一名作曲家！”柳如眉听我这么说，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一把正在洗的饭勺。她咯咯笑着向我跑过来时，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以为她要拿那把饭勺敲我。她没有拿饭勺敲我，却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台电视机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来给咱们送礼，啥时有人能给咱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大彩电，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