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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还有一片片白色的枣花和梨花，在河畔绿色的垂柳间若隐若现，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儿冲你扮鬼脸，令你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突发奇想，我们玻管局的阎水拍局长，有点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这儿剪剪，那儿剪剪；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药箱，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个小药箱。我们局里开会，其实就是听任局长修剪树枝和喷洒药水。局里的四十多个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树，局长在这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那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重，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轻，有时不仅仅是轻，几乎到了“轻柔”的程度。

那天开会局长还讲到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大气指数之类，甚至说到我们紫雪市的饮用水污染也很严重，“大肠杆菌”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数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氮”超过国家标准若干倍。市里有一个水厂就建在国民党时期废弃的旧煤矿上，水源流经煤矿坑道后被严重污染。局长甚至说，煤矿坑道里有很多粪便、矿工丢弃的旧衣服和死人的白骨！听得大家毛骨悚然。

总之听我们玻管局阎水拍局长讲话，好像在听一位历史教员授课。刚还在唐代，不知啥时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后到民国，你以为辛亥革命讲完该是八年抗战了，而一到抗战时期，全国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阎局长偏不，辛亥革命只说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战国时期，再讲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会产生从六楼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们局的四十多个同志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认真听，至少有四十个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个小本在认真记。只有五六个同志不拿小本，有时还互相悄声说几句话。但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般都比较低，凑在一起耳语。有个别同志若没有控制好声音的分贝，阎局长便会咳嗽一声，突然停下不传达了。阎局长并不看这几个说话的同志，这几个同志却不敢说话了。就像一窝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妈妈一责备，便不敢吱声了。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乐声亦戛然而止，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阎局长此时摸出一支香烟点着深吸一口，才又低头传达。那几个说话的同志再不敢说话，怀抱着双手仰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开始假寐。

那天参加局里的会议，我发现我们局里的会议秩序还是不错的。我刚调到局里的时候，紫雪市还没有手机，所以会场上听不到手机响。大家心平气和，即使有人听得颇烦，也只是闭着眼睛睡睡觉，过过“白日做梦”的瘾。大多数人始终坚持在小本上记，有的人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我当时因为没有带小本，不能将局长讲话记下来，有点不安。摸遍口袋也没有带纸——虽带一点卫生纸，可大家知道这种纸干别的还可以，记笔记却不行。最后我略作思索，干脆摸出一包香烟。这包香烟我只抽了一支。我将另外十九支烟取出，正欲抽出里边的锡纸记局长的讲话，突然有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向我伸过来。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这只突如其来伸过来的纤手吓了一跳。定睛看时，才发现这只手里捏着一个小本，是陶小北将她的小本给我递过来了，当然她已将写下“十”字的那一页撕掉。我当时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只手里还握着十九支香烟，显得笨拙而慌乱。陶小北笑吟吟地望着我，悄声说：“我不记了，你记吧。”我于是一边悄声说谢谢，一边惶急地将十九支香烟重新塞进烟盒。由于用力过猛，至少折断了三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冲陶小北笑了笑，从她手中接过小本，低着头翻开记起来。

我到局里工作之后，发现开会是最能锻炼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长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一上午还讲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问题是我们这个局并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传达文件到中午十二点，阎局长抬腕看看手表，对大家说：“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三点接着开！”刚说完这句话，他又扭头征询局里办公室主任的意见，他对办公室主任说：“三点是不是有点迟？干脆两点半开吧！下午的内容还多。”他这样说着，并没等办公室主任回答，又将头转向大家说：“那就下午两点半，请大家准时与会！”

局里的同志们像是从牢房里释放出来的一堆囚犯，纷乱地站起来。此时阎局长却又站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再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这（他指着我）是咱局里新调来的鱼在河同志，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于是大家都笑着看我，我也笑着看大家。我的笑容有点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导弹一样一齐射向你，你脸上会不会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脸还有点发烧——因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