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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余宏进副局长夹个小包站在公路边，黑着脸看小马吭哧吭哧修车。车队早像一溜儿在草原上撒欢儿的奔马一样，不见踪影了。那天车修了两个小时都没修好。小马嘟嘟囔囔骂道：“这车的毛病就像婊子逼里的那种阴虱，哪里能找到！”余宏进副局长蹲在马路边抽了几支烟，最后只得搭乘一辆“蹦蹦车”回了市里。坐在蹦蹦车上摇来晃去的余宏进副局长当时十分生气。按照余宏进副局长的身份，他若在县里任职，就是一个常务副县长。有谁见一个常务副县长乘蹦蹦车的？余宏进副局长虽练气功、涵养尚好，这次却再也忍不住了。回到局里便径直去找阎水拍局长，气鼓鼓地对阎水拍局长说，再派那台破车拉他下乡，他要么不去，要么就去出租汽车公司租辆桑塔纳。临出门时又扭回头对阎水拍局长说：“局里该买一辆车了，否则贻误了工作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局里几个副职都有了类似余宏进副局长这样的经历，并都向阎水拍局长提出买车的要求时，阎水拍局长便派赵有才和冯富强去省里买回这辆刚上市的新款奥迪小汽车。

这样那辆刚跑了不到两万公里的红旗小汽车便退下来，供几位副职使用。这辆“二一三”则由冯富强出面，以两万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一家汽车修理厂。

按理，红旗应由原开“二一三”的小马开，可开面包车的小牛却想开红旗。小牛有自己的小九九：开面包车主要是每天接送同志们上下班，再就是接送局里同志的孩子们上学。每天就在紫雪城跑这么几趟，然后便钻在谁的房中打扑克。一年下来，修理费和汽油费只能报销五万多元（实际开支只有三万多元，两万多元属于虚报）。而开红旗，一天到晚脚底儿朝天拉着局领导在县里、省里跑，又是下乡，又是开会，又是剪彩，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领一些衬衣、防寒被之类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空间大了，车辆的开支大了，一年至少也能报销十余万元。

小牛将想开红旗的想法通过牛望月告诉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冯富强，又告诉了主管政秘科工作的赵有才主任。赵有才本来不太想这样调整，但碍于牛望月的情面，也就含糊其辞同意了。牛望月和小牛立即趁热打铁，请赵有才主任、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内心里是反对这样调整的，因为这样调整没有丝毫道理。若小马是阎水拍局长的侄子或什么亲戚，谁敢动这样的念头？况且我对小马印象好一些，对小牛印象差一些——岂止是差一些！这王八羔子仗着有个牛望月，平时对我待理不理的，可见了冯富强却点头哈腰，像见了他爹一样。有时甚至跟上冯富强挤对我。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小牛之所以跟上冯富强卖力地狺狺狂吠，是

因为他那些修车条据都要冯富强签字后才能呈送阎水拍局长，再然后才能从康凤莲那儿领出人民币。有一次我和冯富强准备坐他的车出去办点儿事，这小子一跑进大办公室便殷勤地接过冯富强手中的公文包。出楼道后我去卫生间，顺手将我的公文包递给他。可待我出来下楼坐到车上后，却不见包。问他：“包呢？”他竟冲我坏笑着说：“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出来没看见？你不是让我放卫生间门口吗？”我重新跑上三楼，卫生间门口并没有包。我心里陡然紧张，又“噔噔噔”跑下楼去问小牛。那包里有我刚给阎局长加班赶写出来的一份汇报材料，下班前要送到阎局长办公室呢！“包呢？小牛你可别和我开玩笑！”我这样说着，焦急地在车上左顾右盼找包——我以为小牛给我藏哪儿了。小牛说：“真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再上去里外找一找。”我没辙，只得又焦急地“噔噔噔”跑上去。跑进卫生间里边一瞧，果然看见那个小包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正蹲在卫生间门里边湿漉漉、脏兮兮的地上，悄悄抹眼泪呢！我当时勃然大怒，肺都气炸了。可勃然大怒气炸肺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下去扯着他的脖领子和他在大街上打架吧！可就这，这小子仍然不依不饶，上车后再次打我脸：“鱼科长，包里没丢啥东西吧？你那包撂大街上也没人拣，不就装几份阎局长的讲话材料嘛！”当时恰好路面上有个障碍，这小子猛打一把方向盘，险些将我甩一边去。接着他还继续“追杀”我，扭头不阴不阳地对我说：“以后别把自己的东西随手递给别人，一是丢了什么说不清。再者谁都只有两只手，我若长三只手，这方向盘该往哪边转？”

我当时脸都气白了，有一种被别人摁住脑袋往头上撒尿的感觉。

更可恶的是他竟然欺负小孩子。孩子们乘面包车都喜欢坐副驾驶座上。为抢这个座位有两个孩子都打过架。后来小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