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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劣势是：我的局龄——即在玻管局工作的时间比他们短。

冯富强的劣势是：以工代干的帽子刚摘掉；没有提拔干部必须具备的“大专以上学历”。虽然上了市党校的在职大专班，但再有半年才能毕业。

他的优势是：掌握局里近年来部分人事机密。

掌握某种秘密很重要。《围城》里的侍者阿刘，不就是在方鸿渐床上捡到三只鲍小姐的发钗，伸手就讨来三百法郎。冯富强若像阿刘那样，向阎局长伸出手来，阎局长总得往他手心里放点儿什么。

李小南的劣势是：她是一个女同志。在行政机关，女同志的提拔一般放在男同志之后。并且她目前不是党员。虽然副科长、副主任科员并没有规定必须由党员担任，但实际操作中党员总是优先考虑的。

据说赵有才主任当初提拔做办公室主任时，另一个资历、能力和他不相上下的副主任就败在不是党员这一条上。局务会讨论时，大家各持己见，连一向心中有数的阎局长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像这次提拔赵有才和马方向拿不定主意一样。当时那两个人就像两根“个头”一样高矮、颗粒又一样饱满的玉米棒子，大家拿在手里比画来比画去，不知该先煮哪一根吃？又像两个斤两完全相同，包括皮上的花纹都完全一样，并且都熟到了的西瓜，大家用指甲盖将这个敲一敲，将那个弹一弹，就是不知该先将哪一个一刀剁开？最后还是陈奋远副局长一句话提醒了阎局长。陈奋远副局长说：“某某同志不是党员啊！”犹如在某根玉米棒子上发现缺了一粒小指头肚大的玉米豆儿，或者在某颗西瓜皮上发现了一个比筷头略小一点的斑痕。因这一点“缺陷”和这一点斑痕，赵有才的竞争对手被淘汰，他才得已脱颖而出，做了局办公室主任，为今天的再次升迁打下了基础。

因此是不是党员还是挺重要的。就像七十年代公社革委会要在某村两个复员军人中选择一个担任生产大队长，两人条件再次不相上下时，公社革委会主任皱着眉头对着两个同志的“革命工作简历”想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将手指头戳在其中一个的名字上面说：“这个同志在部队负过伤嘛！”于是这个缺一条胳膊的幸运的家伙便像那个没有斑痕的西瓜和没有缺陷的玉米棒子一样被选中。从此不用下田里劳动，披一件不佩领章洗得发白的黄军衣，一只空袖子在扛着铁锨下田劳动的社员们艳羡的目光中甩来甩去，抽着一锅烟，蹲在村头的槐树底下嗅着槐花的香味吆五喝六。

“是不是党员”和“在部队负过伤”原来是一个级别，关键时刻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

李小南的优势是：她担任局里的出纳员，知道局里全部的财务秘密。局里每年要花几十万元钱呢！支出这些钱的所有条据都要经过李小南的手。

我们三个就像那颗皮肤上都有点斑痕的西瓜，在这次竞争中呈现出势均力敌之势。三人各怀心思。李小南若是那种“怀春的少女”，我和冯富强即为“烦恼的维特”。即使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扑闪着眼睛思念着我们共同的情人——阎水拍局长。我们虽然会为博取阎水拍局长的欢心而争风吃醋，但有一点是有默契和共识的：在赵有才和马方向的角逐中，都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主任——只有赵有才提拔了，我们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才会增大！

我们三个最终提拔谁，阎水拍局长也会搞民意测验。但民意测试只是一个幌子：阎水拍局长心里想提拔谁，在搞民意测验前会找同志们谈话的。因提拔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副科级干部，阎局长不会大动干戈，挨个找局里的同志们谈话，这次谈话的范围会缩小——只给几个科长和信得过的副科长谈。阎局长会对他们讲：“每个科长都要把握好自己科里的局势，充分体现组织意图，不要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这也是考验你们这些科长领导能力和协调水平的一次机会！”当科长们都表示已领会了“组织”意图时，阎局长最后还会再强调一句：“总之要把这次测评工作当做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完成好！”

阎局长笑眯眯地对科长们这样一说，大家下来就会找科里的同志分头谈心，含蓄地透露一点儿组织意图，有时甚至会施加点儿压力。科长们之所以大都会认真落实阎局长的暗示，是因为阎局长有言在先，哪个科出了差错和纰漏，赵有才和马方向提拔之后，再若在科长中选一个“赵有才”或“马方向”时，选到这个出了纰漏的科长，阎局长就会淡淡地说一句：“这个同志控制局面的能力差一些！”就这样淡淡一句话，“这个同志”就算玩儿完了，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由重要科室调整到不重要科室，甚至突然会由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