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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陶小北就是那个玩水的女孩子。

我那天始终不看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为达到让她们“噘嘴”的效果，我是有意要冷了这俩妮子的心。

我到局里工作半年来，已自傅粉墨，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鱼在河”的角色。仿佛一个衔命打入敌人营垒中的地下工作者，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个鱼在河是这样一个人：除能写点行政材料，再无别的能耐。没有主见，有时甚至顾此失彼，简直像杨万里那两句诗所言：笑杀槿篱能耐事，东扶西倒野酴醿。会上讲话语无伦次，下来与人闲谈略显结巴（而我站在袁家沟中学的讲台上曾有过多么流畅的表述！）。我吃惊地发现，半年后我竟真有点结巴了！而这个家伙惟一的一技之长也不是尽善尽美，写材料也出过错。有一次我甚至故意将一份材料写得质量很差，并且像老师批评学生常说的那句话：“错别字连篇”，让阎局长在全局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当然我很快又写了几份“顶呱呱”的材料，阎局长又在全局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局里的同志对我不以为意，忽略我甚至遗忘我！

周瑜打黄盖的故事尽人皆知，打在黄盖身上，疼在周瑜心头。本真的那个鱼在河若是周瑜，玻管局这个鱼在河就是黄盖。当我举着鞭子一下一下抽在自己身上时，心里是多么难过和不忍啊！

我深知，我在局里还没有任何资本和根基，就像那种打入革命阵营的特务，现在还处在“潜伏期”，不能四处出来活动，以免被人抓获。

半年下来，我发现我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包括那些工勤人员也不在乎我。有一次通信员小胡甚至在大办公室摸了一把我的脑袋后夸张地学我说话：“鱼、鱼、鱼在河，你、你、你说陶小北和李小南哪、哪、哪个更漂亮？”我当时竟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一边微笑着看小胡，一边在心里说：“你将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看老子将来怎么收拾你！”——我吃惊地发现，我已能做到像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

反过来我却对每一个同志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友善，尤其是那些在局里不受重视的人。有一次传达室老乔给阎局长往楼上搬一大纸箱世界名著。阎局长办公桌后有两个巨大的书柜，里面除邓小平文选和一些领袖人物的传记外，还有很多世界名著。新华书店只要有新出的名著到货，就会给阎局长打电话。阎局长就会说，搬过来放传达室吧，交给门房老乔。老乔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每次往阎局长办公室搬这一箱箱世界名著时，吭哧吭哧显得很吃力。我们局一些人奇怪得很，比如冯富强、小胡和小牛，和老乔一块儿上楼梯时，老乔搬着书，他们空着手，可却从不搭一下手。老乔脸红脖子粗吭哧吭哧将书搬到三楼了，他们此时却问老乔累不累？要不要帮忙？老乔不吭声，将沉重的书箱放下，直起身子用衣袖擦着额上脸上脖子上的汗。老乔擦毕汗，弯下腰正准备再搬书箱，却扑了个空：书箱不见了。书箱哪里去了？原来是被“雷锋”搬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雷锋”是谁呢？原来是冯富强、小胡或者小牛。有一次牛望月竟也抢着做了一次“雷锋”。那天他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差旅费报告单，刚从阎局长办公室签字出来，一脸喜色。由此判断，他这次虚报的差费恐怕远超过了一千元。牛望月喜滋滋出门时，小胡刚巧抱着一箱书气喘吁吁来到阎局长门口，没想到牛望月不由分说从小胡怀中接过（还是夺过？）这箱书，屁颠屁颠抱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这箱书若是一颗排球，二传手张蓉芳将球挑到最佳扣杀位置，此时网前同时跃起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老乔、小胡和牛望月。按照袁伟民的安排，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只是打掩护，应由郎平——即老乔一记重扣，置对方于死地。可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以后，早将袁伟民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争先恐后往下抡胳膊——最后竟让最不应该扣杀的牛望月抢了先——牛望月将书抱进阎局长屋里后，还勾起一只脚将门从里面啪地关上，这样小胡就被关在了门外。小胡恨恨地站在门外擦脑门儿上的汗珠时，老乔正站在楼道口向这边张望，见小胡又被牛望月晾在了那里，老乔心生快意，心想：再让你学雷锋！再让你学雷锋！

阎局长在三楼办公，至少有五次或者六次，是我帮老乔将书搬到三楼去的。我搬到三楼后放在楼道里，让跟在身后的老乔给阎局长搬进办公室。每次老乔都会感激地冲我一笑。老头也不容易，家里生活困难，六十岁退休后，还想继续干下去，局里念其是省长时期的人，没有立即打发回家，聘用了他，这样一个月可以多拿一百元钱。当时牛望月曾去找过阎局长，想让他的一个亲戚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