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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天我发言时故意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将“一二三四”说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显出思维混乱条理不清。我在室里负责政务工作,是一个重要岗位。局长和副局长大都是从这个岗位提拔上去的,局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据说这次调我到局里来专门负责起草会议材料,是阎水拍局长一手定的,其他几位局领导并不同意,认为局里别的科室还有几个文字水平不错的同志,选一个调整过来就行了,何必专为此调一个人进来呢?但阎局长坚持要调我进来。因为局里那几个同志写的材料,阎局长看不上:“就事论事,没有高度。”阎局长这样评价他们写的材料。阎局长年轻时也是“搞材料”出身,据说当年是市政府系统有名的“笔杆子”。阎局长对别人说:“搞材料关键是一个‘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远嘛!”阎局长说起“搞材料”,话语间就有一种稔熟感,仿佛“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于郁达夫,陆小曼之于徐志摩一样,曾陪他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研究调我进来的局务会上,阎局长对几位副职说:“新来的市委书记为啥对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为那份材料没有站到一定高度!”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瞥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仿佛余宏进副局长就是那份没有“高度”的“材料”。点燃一支烟接着再说时,阎局长的语气就有点气咻咻的,他说:“那份汇报材料像什么?像一本流水账!市委书记又不是账房先生!市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站得比我们更高!我们若在六楼,书记就在十楼、或者十二楼;我们若到十楼、十二楼,书记就到十六楼、十八楼去了!”
阎水拍局长想起一份材料毁了他前程的事就窝火,好端端吃了一个窝心脚!当时市政协空出一个副主席位子,市里准备在阎水拍局长和另外一位老资格局长中间选一个报上去。阎水拍局长当时五十三岁,再上一个硬台阶(指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已无指望,只能上一个软台阶(指任人大、政协的副职)。而且软台阶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一个不按部就班的书记,上任第二天就一个人悄悄去察访环境卫生,随即就以城市“脏、乱、差”为由免了城建局长的职。那段时间市里的局长们个个捏着一把汗。这天书记突然要玻管局两个小时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偏偏阎局长头一天到某县下乡去了。接到市委办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饭时间,赵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里噙着一口饭就给阎水拍局长打电话。那天中午县里领导为阎局长接风,大家刚坐到席位上,阎水拍局长接到了赵有才主任电话,饭没来得及吃,向县领导说声对不起便匆匆往市里赶。可从这个县到市里最快也得三个小时,小虎都将桑塔纳车开到一百四十码了,阎局长还嫌慢。结果还是慢了:阎局长赶到市委,汇报刚结束,局里的二把手余宏进副局长手里捏着一份汇报材料正从市委楼里出来。阎局长将那份汇报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传出新来的市委书记对玻管局工作不满意的说法。市政府别的局一些干部甚至说,市委书记指着鼻子将阎水拍那个老家伙训斥了一顿,老家伙从市委楼里出来时,脑门子上全是汗。阎水拍局长那天脑门儿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赶路急热出来的,却不是被书记“训”出来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那个市政协副主席的名额就报省里去了。报得当然不是阎水拍局长。据说常委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倾向报阎水拍局长,但新来的市委书记皱皱眉头,讲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便又都附和市委书记的意见。开常委会仿佛像夫妻俩去商店选购某件电器——书记是极有权威、说一不二的丈夫,常委们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说这个牌子的电器质量好,丈夫皱皱眉头,说还是那个牌子质量好。温顺的妻子便小鸟依人般地同意买丈夫所说那个牌子的电器。
阎水拍局长此生即与“地厅级干部”这个台阶诀别,只能再干几年到五十七岁时,在“县处级”这个台阶上退居二线。这件事成为阎局长心头的一个隐痛,因此对平时就不怎么看重的余宏进副局长更多了一番成见。第一次给领导汇报工作,有点像一个装扮一新的娇羞的新娘蒙着盖头去让新郎揭。领导就是新郎,汇报材料就是新娘的脸,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盖头那一瞬间。你这个余宏进是怎么搞的?我阎水拍做了政协副主席,兴许你余宏进还有两天局长当。现在?想当局长?做梦去吧你!
阎局长心里这样一发狠,余宏进副局长此生头上那个“副”字就很难去掉了。就像一个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盘算和妻子离婚,可直到咽气那天还没有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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