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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阎局长却又搞突然袭击，在谁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搞测评。

这次测评属于后一种情况——阎局长突然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捧到局里几个同志面前，这几个同志眸子里怎能不惊喜地一闪呢？

这次共测评五个同志，其中有我和陶小北、李小南。

我们几个测评对象在测评之前均不知情。已在六楼会议室的沙发上坐下来，我还在问陶小北：“测评谁呢？”陶小北再问李小南，李小南再问下一个人。就像玩那种击鼓传花，我将花儿扔给陶小北，陶小北扔给李小南，李小南再扔给下一个人。鼓声一停，傻眼了！我们三个怀里竟各抱着一枝花儿！

测评前阎局长先讲话。将我们五人挨个评价了一番。诸如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德才兼备之类。说到我们的缺点则轻描淡写，有点像上中学时老师写的操行评语，在一大堆好话后面缀一句缺点。如果这个同学是一个班干部，就写一句：“希今后大胆工作”；如果是一个学习好、身体差的学生，就写一句：“希今后加强体育锻炼”；如果这个同学在本学期与别人拌过两句嘴，就写一句：“希今后团结同学”。

机构改革若是一场盛大的婚宴，最后浮出水面的方案则是婚宴上款款迟来的那位盛妆的新娘，前面做了多少准备，都是为了最后一睹芳容的这一刻。阎水拍局长在讲话中还透露，本次测评结束，即意味着这次机构改革即将结束，机改方案将很快出台。阎局长说：“这是一次涉及面较广的机构改革，不少同志的工作岗位将有所变动，凡是平级调整的这次均不测评。”阎局长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怦怦跳了两下，心想：那就意味着被测评的同志这次要被提拔了？

接下来阎局长宣布这次测评的规则，他说：“我私下了解了一下，对这几个同志大家均无异议，因此这次测评搞简单一些。一会儿给大家每人发一张票，上面写有这几个同志的名字。如果不同意，就在名字后面打个‘×’，如果同意，就啥也不填，将‘白卷’交上来。”

“大家听清楚没有？我再重复一遍，不同意就打‘×’，同意就什么也不填。”阎局长说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扭头对赵有才说：“既然大家没啥意见，现在开始发票。”

票发到每个人手里后，有人下意识地拧开钢笔套，慌忙又合上。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不同意见，赶快表白立场似的将双手插在袖统里，这才叫“袖手旁观”——每个人袖着手扭头左右看一看，谁也没有动笔。几分钟后，赵有才主任站起来收票。结果我们五人均获满票。

一周后，局里的机构改革方案亮相。这个方案可称之为“赶鸭子方案”。局里的同志都是“鸭子”，阎水拍局长则为“赶鸭人”——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玻管局一群鸭子赶到这儿，赶到那儿。

第一只鸭子是陶小北，陶小北出任局工会主席，受姬飞工会主席“节制”。局里为啥有两个工会主席？姬飞是“行业工会主席”，副县级，由市委任免；陶小北是局工会主席，正科级，由局里任免。

第二只鸭子为业务二科主任科员罗一强，任局专职纪检书记，隶属局纪检组长朱锋领导。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纪检组长朱锋领导下负责全局纪检工作。

这个纪检副书记的级别仍是正科级。一个组长领导一个书记，有点像一只蚂蚁拖着一间房子。有一次本市有一位作家到局里来推销书，给局里每一位领导签一个名。譬如“敬请阎水拍局长雅正”之类。可写到朱锋却作难了，若写作“敬请朱锋组长雅正”，显然不妥，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小学生打扫卫生时排的小组长。正当作家为难之际，赵有才主任及时点拨，他对作家说：“你就写朱锋书记。”作家于是急忙写上：“敬请朱锋书记雅正”。

不过若要去与阎水拍局长探讨这个问题，阎局长会反问你：“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什么级别？——和周总理一个级别；市治理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是什么级别？——正厅级！惠五洲书记任组长、郑向洋市长才是个副组长！”然后阎局长会总结说：“组长没大小，我当县委书记时，有一段时间同时兼任过八个组长。”

下来一溜儿鸭子都上了架：下海走了的那位科长原为业务二科科长，他空出的“缺”，由二科副科长填补。四位主任科员中，除担任专职纪检副书记的罗一强外，其他三位亦各得其所，每人兼了一个副科长。业务一、二、三科各缺一位副科长：一科副科长冯富强调离，二科副科长升作科长，三科副科长下海，这三位副科长便由三位主任科员兼任。他们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一肩挑两职，真正做到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