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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何振亚的母亲被汉阴县当局抓走。他的未婚妻通过内线来信说，老人家已由汉阴押解安康，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和痛苦，问怎么办？何振亚回信说：敌人拿我母亲作人质，逼我投降，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母亲被他们折磨死，倒是可能的。

不久，部队由南往北开，路过一家打谷场，突然跑来一个4岁多的男孩子，抱住了何振亚的腿，原来是何的侄子。何振亚把他抱起来亲了又亲，又与双目失明的父亲说了几句话，放下小孩随部队走了。好不容易与亲人见上一面，一点什么也没给，小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也忍不住掉下眼泪。何振亚很穷，穿的还是保安队那套衣服，身上从来不装一个钱。部队到两河时，何振亚的妻兄邓泽生，撬了老百姓的箱子（因为他打战士，撤了队长职务，在便衣队当队员），何振亚马上命令一支队去逮捕，邓泽生跑了，结果又被泰山庙民团莫团总逮住杀了。何振亚的警卫员火娃子有病，安置到老百姓家休养，病好后他迟迟不归队，拦路抢劫。老百姓报告给我们侦察员。没过多久，火娃子回来了，第二天何振亚就叫七支队把他处决了。

部队到彭家山，何振亚观察地形，路过三支队，到屋里看到墙上挂着羊腿、猪腿，还有几块腊肉没有动，屋内屋外扫得干干净净。他十分满意，第二天出发前，在集合场上表扬了这个队。

何振亚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部队驻下以后，他带着警卫员到各队看战士们吃饭没有，晚上又叫大家烧水洗脚，然后再查岗哨。因为部队驻的分散，他得好长时间才能和我们一块儿睡觉。有一次在手扒崖，房东老太太给何振亚安置铺。他看到对面床上姑娘、媳妇、老太太挤在一起，便又和我们睡在草铺上。老太大对他说：“振亚呀，给你铺好床去睡吧，要是冻病了，咋带兵呀！”过了几天，部队到宁陕贾家营，一个老大爷看见何振亚穿的很单薄，又感冒了，就把身上穿的破棉袍脱下来叫他穿。直到沈继虞（沈敏）在西安给他买了件黑大衣，才派侦察员把这长棉袍给老大爷送回去，又给了两块银元。

何振亚对我的思想教育总不放过机会。1937年过春节，部队来到汉阴酒店垭，老百姓门口都贴着门神、对联。我对何振亚说：“何军长，现在过年啦，我的意见是休息一天，买条猪吧。”他说：“年是有钱人过的，地主过年杀猪、宰羊、熬糖、蒸酒；穷人过年是上刀山，连包谷汤都吃不上。地主逼租逼债，没有钱给，就要拖下河喝水。”他谈到这里，我伤心地哭了。他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也被人家拖过。父亲在世时借了董家财主八斗包谷，后来不知怎么算成100块银元。1935年9月，狗腿子到我家要钱。没有钱给，他们把我妈痛打了一顿，把绳子套在我的脚胫上往河里拖。我全身泡在水里，背上拖掉一块皮。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家河边四石稞的田和三间草房的文约交给人家。我家破产了，我和大哥参军，我妈带着弟弟妹妹要饭，在我父亲坟前搭个草棚落脚。”何振亚听了我的话，鼓励我“你好好干，总有出头的日子。”这次谈话对我鼓舞很大，使我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每到—个地方，只要休息条件好一点，没有敌情，何振亚总是要给我们讲社会上的情况，我们听，房东百姓也听。一次他谈到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10家共用1把菜刀，3个人不能在一块说话，中青年男人都弄到煤矿去挖煤，挖出来的煤都是人背，井下遇到塌方，人就埋在里面。年轻妇女没有人身保证，随时都会遭到奸污。日本人杀中国人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房东说，日本鬼子会不会打到这里来，何振亚说；如果不抵抗是会打来的。有时他也谈苏联如何好，不仅是老百姓听了感到新鲜，我们也从未听到过，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国家，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

（二）在曲折中发展

在陕南游击纵队时期，这支部队相当复杂，要领导好是很不容易的。何振亚如何领导这支部队？我知道有下述一些情况：

1936年，红七十四师的五、六团和独立团都在陕南打游击。何振亚和这3个团都有联系，特别是和独立团联系最密切。为什么没有接受红军的直接领导和改编呢？这是因为遭到大队长苗鸿鑫的坚决反对。苗鸿鑫穿一身灰色军官服，戴着礼帽，十分威严，主张部队壮大到一定规模，等待招安投敌。何振亚同他争论了许多次，一直说服不了他，便在一个晚上叫特务队把他活埋了，地点在离穆王坪一两里处。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何振亚给大家讲话：“我和苗鸿鑫大队长关于我们部队要走的道路问题，争论始终统一不起来。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命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