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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乘车旅行的时候，我总要在这里乘船过渡。那天早上，我在沙沥搭车，妈妈是那里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当时正是学校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再也记不起是哪个假期。我到妈妈工作的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度假。那天我正要返回西贡那所寄宿学校去。当地人乘坐的客车是在沙沥市广场发车的。和往常一样，妈妈送我上车，并把我托咐给司机，她向来是把我托咐给西贡客车的司机，以便面对万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故，火灾、强奸、海盗的袭击以及轮渡半途抛锚等事故时好对我有所照顾。和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挨着他的身边，这个座位是专门留给白人坐的。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那个形象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它本来可以画得更清楚，更完整，它本来可以保存下来，本来也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就象在别的地方拍下其他的照片一样。可惜没有给这个形象留下一个镜头。也许是由于眼光过于浅薄而没有产生留下一个镜头的动作。如果能早预料到这次过河事件对我的一生将是如此重要的话，这个形象原该收入镜头而保存下来。然而，正当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人们甚至还没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上帝才认识它。因此，这个形象也只能如此而已，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被疏忽了。它被遗忘了。它并没能脱胎而出，没有露出清晰完整的轮廓。可这正是它美的所在，绝对的美，是美的化身。

就在乘渡船横渡湄公河的一条支流时，我从客车上走下来。这条渡船往返于永隆和沙沥两地之间。在交趾支那南方的一片泥和稻田的辽阔平原——“鸟乡”平原我下了车，我向着船舷走过去，观看着眼前的河流。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象湄公河和它的支流这样美丽、壮观而又汹涌澎湃的河流。这些河流注入大海，这些水乡的土地也将消失在大海的胸怀之中。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坦土地上，这些江河水流湍急，仿佛大地是倾斜的，河水直泻而下。每当汽车爬上轮渡的时候，我总是要从汽车上走下来，哪怕是在夜间过河也得一样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害怕那渡船的拉绳折断而把我们漂泊到海洋里。在那急流旋涡之中，我看到了我性命的末日。流水是如此无情，它可以带走一切，无论是石头、还是教堂、甚至连整座城市也都难以幸免。在大河的流水深处，正掀起一阵风暴，阵阵狂风相互撕打。

我穿着一件真丝的连衣裙，它已经破旧不堪，几乎是透明的。从前这件连衣裙是妈妈的，有一天她不想再穿它了，因为嫌它过于透亮，所以把它给了我。这是一件无袖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那真丝是茶色的，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颜色。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一条连衣裙。我觉得它很合身。我在腰部系了一条皮带，也许那是我哥哥的一条皮带。我已经记不得当年穿过什么鞋，我只记得那几条穿过的裙子。我常常光着脚丫穿着一双布拖鞋，我指的是在我到西贡上中学之前的情况。自从我上了中学以后，当然我是一直穿鞋的。那一天，我该穿上这双少有的金丝高跟鞋。那天因为我找不到别的鞋可穿，所以就把它穿上了。这是妈妈给我买的处理品中的处理品。我穿着这双金丝鞋上中学去。我上中学穿着这双缀有用废金丝编成的小图案的鞋上中学去。这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只穿得惯这双鞋，甚至现在还是如此，这双高跟鞋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双皮鞋，它很漂亮，超过以前我穿过的所有为了跑步、玩耍而穿的平底白布鞋。

可是那一天，并不是因这双皮鞋使小姑娘打扮得奇装异服。出奇的是那一天姑娘头上戴着一顶平边男帽，一顶玫瑰红色的软毡帽，上面围着一条很宽的黑色饰带。

正是这顶帽子使得姑娘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

这顶帽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我现在已经忘掉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给我的。我想可能是妈妈依我的要求给我买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帽子是处理品中的处理品。为什么会买这么一顶帽子呢？在那个时候，在这块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姑娘会戴这种男式毡帽。这连当地的妇女也不戴。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为了开玩笑，我试戴了一下这顶帽子，就这样，我在帽商的镜子里照了照，我发现：在这顶男式帽子下面，我那不讨人喜欢的单薄身段，那种孩童的缺陷，立即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她再也不是自然界中粗暴和倒霉的角色，恰恰相反，这种选择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突然间，有人喜欢她了。突然间，我也发现我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在外面令人刮目相看的人。她将为大家所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溶化在城市里的人流之中，溶化在公路上，溶化在欲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