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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怀疑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针对这种顾虑，陈赓亲自参加了对两名表现很好，但社会关系复杂的老教授的审查工作。问题弄清后，他动员保卫部副部长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并参加了他们的入党宣誓仪式。

他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并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我出身大地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参谋，冒着炮火救过蒋介石的命，情况够复杂的吧！一个人的出身成份是他自己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道路则完全由自己决定。‘马日’事变的制造者许克祥，出身贫苦家庭，可是他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们党内许多人出身不好，但却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一席话，那两名入党的教授听了，连连点头。

只听他又接着说道：“我们现在困难还很多，许多人还不适应，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就是学院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办好这个学院，要靠两根柱子来支撑，你们是一根，军队老干部是一根，二者缺一不可。你们有知识，这是你们的长处。军队老干部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好的传统作风，这是他们的长处。我希望两根柱子齐心协力，都把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共同建设学院。”

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陈赓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领导干部都要安排专家、教授担任。

在生活上，陈赓尽可能给专家、教授以优厚的待遇。他自己住小平房，而把一幢最好的楼房作为老教授宿舍，并为他们专建饭厅，请来厨师为他们做饭。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还亲自抓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升学等问题。总之，在生活上，陈赓尽一切可能来优待知识分子。

陈赓信任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早在他担任云南省主席、云南省军司令员那短暂的时期，就留下了许多关心、重用知识分子的佳话。如今办学院陈赓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相信他们，重用他们，依靠他们。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陈赓的诚挚，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们的心。许多教授、专家视他为“一生最喜爱，最尊敬的亲人之一”。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对此，有个别老干部又发出了牢骚：“我们是从机关枪底下爬出来的，他们舒舒服服念了几年书，为什么就捧得那么高？”

听了这种议论，陈赓严厉地批评：“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们十年寒窗苦熬出来也不容易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你们有吗？你们是老共产党员，调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来发扬光荣传统，来带作风的，不是来比照顾的，如果你们要争照顾，那就请退党嘛！我们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向人家学习，从外行变成内行，而不应争照顾，来这里不是来图享受的！”

一顿严厉的批评教育，那些居功自傲、发牢骚的老干部惭愧地低下了头。

1954年10月，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工”院长、政委。工作重点移到北京，但他心里仍时刻装着哈军工。

那时政治运动很多，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陈赓对于一切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采取坚决保护的态度，不让随便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位老教授在政治上讲了错话，受到群众批判，学院把这位教授的言论送到北京，请示陈赓要不要给这位老教授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陈赓回答说：“老教师有点旧思想是难免的，不能要求他们一朝一夕彻底改变，有错误也是允许的，老同志也有犯错误的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位老教授在建院中是有功的，我看算了，不要给他戴什么帽子啦！”

陈赓一句话，果然使这位老教授免受那场劫难。

一位在解放前研究弹道的专家，曾留学法国，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过，又曾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过贡献。但他在民航总局任职时，因犯贪污罪在“三反”

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二年”。在筹办“军工”时，有位老教授向陈赓讲了这个人的情况，提名要他。陈赓听了，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要他，可叫他立功赎罪嘛！”于是，陈赓给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打电话，要董老“刀下留人，刀下留情”。董老听了陈赓的解释，决定叫他立功赎罪，改为监外执行。这位专家被送到哈尔滨，陈赓在老红楼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叫他专门翻译科技情报资料。他在那里一面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