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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

“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您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

“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了起来：

“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級紣矠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个人专权使一个人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黑格尔说，个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是从内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够同良心结合在一起成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识不能对自己的谬误产生丝毫怀疑。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５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２５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的声音掩盖了理智的声音。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了。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級紤矠

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

“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級紥矠。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