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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管理局局长找来。”
“贝利亚同志,我在听您讲话。”
“我已命令联合企业的经理(贝利亚讲了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扎杰米德科说)一定要在早上8点钟以前完成安装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再见!”
我和副部长都知道贝利亚的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着他那安详地、简短地、甚至是熟练地发号施令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
“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啊”
尽管强制劳动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还是相信,广泛地使用囚犯从事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廉价方式,而且还是“改造”成千上万的“敌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失势的”人们一样,这早已就成为习惯了。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以其残酷的意志,以其让苏联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努力,以其耗费大量物资和牺牲众多的人为代价,取得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战略均势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对手一样,是不适合于进行新的政治思维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红的”、永恒斗争和竞争的框框内思考问题,甚至在大多数参数方面,他还逊于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他对对抗的最终结局却抱着乐观态度。
为了扩大这一斗争的成功机会,斯大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已经开始的广大群众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运动,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支队伍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之后,决定采取一个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遭到西方强烈反对的步骤。斯大林认为在尖锐对抗的条件下,必须成立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大洋彼岸,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一步骤就是正式接受“冷战”的挑战。
斯大林没有忘记,在解散存在了24年的共产国际之前,他进行过长期的考虑。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提醒过他,要他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国面前,这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斯大林选择了一个有利时机,那就是1943年春天,那时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资本。这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苏联领袖,希望美国和英国对此会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使他们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早已只是“按照苏联的口径”说话,而且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和工具。领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散共产国际,对他的好处要比坏处多。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要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有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但是,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又露出了旧世界的牢固基础,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国家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敌人和评论家有了经常地和理直气壮地谈论“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战”的气氛之下,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都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仪,1947年9月22至27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联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1.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2.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級紞矠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