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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如实的评价，他积极地处理了我国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如果不算卡冈诺维奇在前线南部地段的短暂停留的话。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３０日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我国的后方、德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只是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开过一次全会。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对斯大林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１９４１年的夏季是特别残酷的时刻。长期以来，我们的书籍和教材讲到这段时期时，都只说是“德寇闪电战的失败”、“希特勒计划的破产”、“有计划的退却”、“我军暂时失利”等等。但是没有必要把历史描绘得光辉灿烂。历史有一个很可能是根本的特点：它只承认真相，真相迟早会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历史中显得多余。在许多专著和多卷本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见不到“失败”、“惨祸”、“被包围”、“惊慌失措”等涉及我军行动的字样。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过。甚至是整个方面军的大败、惨败。在历尽艰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鲜血才获得的胜利到来之前，这些都发生过。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德国军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